www.142.net中华玉文化中心建设的回顾与展望,张忠培先生与中华玉文化中心

 
   “中华玉文化中心”应办成中华玉文化的“中心”,要办成这样的“中心”,就要既吸纳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主要的、重要的、典型的玉器,又要吸纳所有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重要人才。而要做到这两个“吸纳”,就得将“中心”打造成类似于交通枢纽或立交桥那样的平台。这就需要花些钱、出人力每年办出“四个一”,即每年办一个展览,出版一个图录,开一个学术研讨会,编出一本论文集。如此持之以恒,“中华玉文化中心”终会被学界公认为是中华玉文化的“中心”了。———张忠培

2008年6月7日,中华玉文化中心(中华文化促进会玉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和中华文化促进会玉文化工作委员会落户杭州余杭良渚。中华玉文化中心是中华文化促进会[1]的分支机构,由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界人士交叉合作组成,是全国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及综合研究机构。其业务主管单位为中华文化促进会,社团登记单位为民政部,接受文化部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由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担任主任,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担任常务副主任,区长、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担任副主任,区委宣传部长担任秘书长,办公地点设在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整合全国玉文化研究资源,搭建全国性的学术研究交流平台,推动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交流。
一、“中华玉文化中心”和“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研讨会”的渊源[2]
中华玉文化中心和两位先生有关:一位是已故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另一位是故宫博物院原院长、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
2000年初,费先生倡议召开“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目的与初衷是以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玉器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3],抓住玉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文化这一特点,弄清楚玉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透过玉文化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4],由对物质的研究提升到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方面[5],以实现“文化自觉[6]”。这一想法得到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的大力支持。在中华玉文化中心成立以前,“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已成功举办了三届[7]。
当中华玉文化中心成立时,张忠培先生为二者搭建了桥梁,将二者联系了起来。
2008年,正当中国考古学会与陕西省文物局筹备第四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时,中华玉文化中心成立了。彼时,张先生同意出任中华玉文化中心主任,于是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将中华玉文化中心与费孝通先生倡议召开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的理念结合起来,因为后者虽然有费先生确立的内涵深远、立意高远的理念与宗旨,但缺乏固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中华玉文化中心虽有固定的地点、人力、财力、物力,但是在精神立意与理念宗旨上却稍显欠缺。此后,费孝通先生倡议的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与中华文化促进会和余杭区委、区政府共同组建的“中华玉文化中心”,实现了互为融合、互为补充的新格局,也初步实现了张忠培先生主张的将“两流”合为“一流”的学术构想。
二、“一个平台”、“两个吸纳”和“四个一”
要办好中华玉文化中心既要有理想信念,又要有奋斗目标、建设宗旨,以及为达成目标而努力的方式与方法。在张忠培先生的指导下,费孝通先生倡议举办“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的理念精神在良渚得到了继承与发展,中华玉文化中心也因此注入了“灵魂”,犹获新生,两者自此有了共同的理念、追求与宗旨。
关于怎样建设好中华玉文化中心,张忠培先生提出了利用“一个平台”,做好“两个吸纳”和“四个一”工作的思路,并在中心成立大会上予以明确。具体说来,“一个平台”即由华玉文化中心以费孝通先生的理念打造的,可以举办玉文化学术研究活动的平台。“两个吸纳”指既要吸纳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主要的重要的典型的玉器,又要吸纳所有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重要人才。为此,张先生明确了必须持续搞好“四个一”会议思想,即中华玉文化中心每两年举办一个玉文化展览、出版一本图录、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一本学术论文集。“一个平台”、“两个吸纳”和“四个一”即成为中华玉文化中心建设发展的指导思想与工作模式。
自中华玉文化中心成立至今的七年时间中,围绕“一个平台”、“两个吸纳”和“四个一”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模式,共成功举办了四届年会和三次“四个一”活动:
第一届年会于2008年6月召开。此次会议是中华玉文化中心的成立大会,期间举行了中华玉文化中心玉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确定了中华玉文化中心的建设目标,通过了张忠培先生关于建设好中心的科学建议。
第二届年会于2009年12月召开。张忠培先生在会上做了《我们的共识、理念、追求与宗旨》重要发言,在精神内涵上对中华玉文化中心的理念、追求与宗旨进行了高度提炼,达成了费孝通先生倡议的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共识,形成了“四个一”的办会指导思想。这次会议第一次真正将中华玉文化中心与“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讨论会”连接与融合起来,并延续下去。期间,召开了“第四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讨论会:红山文化玉器专题”,同时,“玉魂国魄”系列首个特展——“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在良渚博物院成功举办,共展出90余件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8件。讨论会及展览的举办使良渚、红山两大南北史前考古学文化得以首次在长江下游同台展出对话。会后,出版了《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和《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图录》。此后,“中华玉文化中心年会暨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办会模式成为定制。
2011年12月,第三届年会暨第五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张先生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对今后中心的建设提出了“固本、强身、今用、益民”的八字建议,以及寻找学术真理、尊重学者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学术与真理面前不分性别、年龄和族群人人平等的要求[8]。此次会议以“凌家滩文化玉器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为主要议题,同时在良渚博物院举办了“玉魂国魄”系列的第二个特展:“玉魂国魄——凌家滩文化玉器精品展”。展览展出了凌家滩遗址自1987年以来历次考古发掘出土,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100余件玉器精品,是凌家滩遗址出土玉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精品荟萃的一次集中展示。会后出版了《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和《玉图录魂国魄——凌家滩文化玉器精品》。会后,张先生对三年来的工作进行评估:中心已经实现了“四个一”的办会目标,并且对实现“四个一”的意义有了更广、更深的认识,即除了为广大民众提供参观展览、欣赏图录的机遇,为余杭区文化建设打造精美的文化品牌之外,还有着深远的学术意义——构建起一个学术平台,团结玉器、玉文化研究者,提高了学术研究品味和学术研究水平,并达到了一流的学术水平。进一步确立了中心的话语权,靠近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关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要求[9]。
2013年12月,以“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为主题的第四届年会暨第六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进一步将良渚文明与夏时期文明进行比较联系。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局、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和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帮助,“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玉器精品展”同时展出,实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巩义花地嘴、山西襄汾陶寺、陕西延安芦山峁、神木新华与石峁、山东临朐西朱封、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等八处重要遗址出土的近200件精美夏时期玉器的集中展示。会后出版了《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玉文化中心特刊)和《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图录》。对于此次会议及中华玉文化中心,张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华玉文化中心已成为了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枢纽,成为了实实在在的中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中心,并在结织和沟通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网络的同时,也对中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发挥了导向与引领作用,成了中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标兵[10]。
目前正在筹划第五届年会暨第七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拟以“春秋战国时期玉器玉文化”
为主题,继续做好“两个吸纳”和“四个一”的工作。
几场年会办下来,几次活动搞下来,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学术饕餮大餐,为余杭本地居民提供了视觉盛宴,也为余杭区的精神文化建设打造了一张“金名片”。可以说,中华玉文化中心正按既定的目标与设想稳步前行。
三、继往开来
几年来,中华玉文化中心始终坚持以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为己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始终坚持围绕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理念举办学术活动,为推动玉器与玉文化的学术研究、挖掘整理玉文化遗产、传承玉文化所体现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作出了积极贡献,较好完成了玉文化学术研究规划和玉文化活动交流规划。
今后,作为玉器与玉文化学术研究的平台,中华玉文化中心想要继续保持中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风向标,中华玉文化中心的玉器与玉文化研究达到一流水平,依旧任重道远,仍需坚持不懈做好以下几点。
1.
继续坚持既有的办会理念与宗旨。中华文明的起源如满天星斗,是多元一体的[11],这是已经考古材料证实了的。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在文化因素上有以一元为主,融合多元的特点,也就是说不同文化在发展、演变时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承、吸收、融合与创新推动了文化的演变与发展,这种变化规律同样也适用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12]。坚持费孝通先生倡议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讨论会”研究理念,就是要我们在举办玉器与玉文化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活动中,以玉为载体,去探索器物背后蕴涵的文化,和文化背后的蕴藏的人与社会,以此来摸索“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一历史演变规律,将玉文化这一传统文化转化为文化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而实现文化创新、古今接轨[13]。为新时期的中国文化建设献上微薄之力。
2.
继续坚持“两个吸纳”、“四个一”精神指导下的学术研究活动。好的学术研究要有好的学术环境与平台。未来中华玉文化中心的工作,依旧要继续打造好这个“平台”,要以“两个吸纳”和“四个一”为指导思想,以尊重学者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实行学术与真理面前的不分性别、年龄和族群的人人平等[14]为准绳,继续做好相关学术活动和学术文章。在学术主题的制定上,要继续保持系统性和创新性。在参会人员的学术背景上,以考古学者和博物馆中的玉器文物研究者为主力军,同时邀请少部分真正从事收藏研究传播鉴定的、有很好学术影响的人士。在参会文章的内容上,以考古出土资料为前提。在研究方法上,在坚持考古学传统理论方法的同时,要有发散性思维和创新意识,比如张忠培先生提出的“青铜产业链”[15],对于今后玉器的研究方向就有很好的启发。
3.
重视研究成果的普及转化。要实现古今接轨,学术研究工作就不能关在象牙塔里。古今接轨也好、古为今用也罢,都离不开人,学术研究最终也要回归到人。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成果最终也要面向观众,将研究成果由学术语言转换为公众语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
4.
理清“源”“流”,做好“创造性的转化”和“转化性的创造”的玉文化产业文章。张忠培先生在2014年中华玉文化中心会议上说:“玉文化研究是源,玉文化产业是流,在做好玉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应做好‘创造性的转化’和‘转化性的创造’这篇玉文化产业的文章。”好的文创产品一定是古人与今人智慧的结晶,一定是在设计者经过充分学习、了解古代器物与文化内涵,在充分了解市场需求及消费者喜好之后,将最经典的文化精髓以符合现代人口味的形式进行再创造。玉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就是开展玉文化研究,玉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就是要将玉文化研究成果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转化性的创造”,体现的也正是对玉器玉文化“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要旨。
中华玉文化中心是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与厚爱中建设、成长起来的,中心得以连续三次顺利举办全国性的大型学术活动,离不开区委、区政府领导和财政支持。中华玉文化中心将继续按照既往思路,蓄意进取,开拓思路,办好接下来的年会,将“文化自觉”的精神永续传承下去。
本文撰写主要依据费孝通、张忠培先生在“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华玉文化中心历届年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工作总结。
附表:“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和“中华玉文化中心年会”大事记年表

  2008年6月,中华玉文化中心(中华文化促进会玉文化研究交流中心)落户杭州余杭良渚,这是一个全国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及综合研究机构,余杭区委区政府非常重视,想方设法专门邀请到了张忠培先生担任主任。面上看,张先生说:“鉴于策划单位的盛情,我接受了邀请”,实则张先生有高远思想,欲借此接续费孝通先生的理念,打造“一个平台”,实现“两个吸纳”,搞好“四个一”学术活动,最终实现玉器与玉文化研究闯进“通古今之变”的宏愿。

时间 地点 策划组织机构 会议名称 出版刊物
2001.05.29—05.31 沈阳 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年会 第一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 《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2003.10.12—10.14 杭州 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年会、浙江省文物局 第二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六辑——第二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专辑》(杭州出版社,2004年)
2006.05 主办: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年会、四川省文物管理局;承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第三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 《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玉魂国魄三》(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
2008.06.07 良渚 中华文化促进会、余杭区委区政府 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一届年会暨中华玉文化中心成立大会 /
2009.12.17—18 良渚 余杭区委区政府、中华玉文化中心、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二届年会暨第四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 《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
2011.12.20—21 良渚 同上 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三届年会暨第五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 《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玉魂国魄——凌家滩文化玉器精品展》
2013.12.24—25 良渚 同上 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四届年会暨第六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 《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玉文化中心特刊)、《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

  “两流”聚“一流”

www.142.net,注释:

  2000年初,费孝通先生倡议召开“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目的是以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玉器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抓住玉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文化这一特点,弄清楚玉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透过玉文化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由对物质的研究提升到对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方面的研究,以实现“文化自觉”。自2001年到2006年,“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成功举办了三届。


  2008年,当张忠培先生接受邀请担任中华玉文化中心主任时,中国考古学会与陕西省文物局正筹备第四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张先生抓住机会为二者搭建了桥梁,将二者聚合为一。对此,张先生有着认真地分析和思考:费孝通先生倡议召开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有内涵深远、立意高远的理念与宗旨,但缺乏固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中华玉文化中心虽有固定的人、财、物的支撑,也有“一个平台”、“两个吸纳”和“四个一”搞好学术活动的主张,却没有费孝通先生倡导的那样的理念。于是张先生促成了中华玉文化中心与费孝通先生倡议召开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的理念的结合,即由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华玉文化中心”共同以费孝通先生理念打造“一个平台”,实现“两个吸纳”及搞好“四个一”的学术活动。此后,二者实现了互为融合、互为补充的新格局,实现了张忠培先生主张的将“两流”聚合为“一流”的学术构想。

[1] 中华文化促进会(简称“文促会”,英文名称Chinese Culture Promotion
Society),创立于1992年,总部设于北京,是注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的全国性联合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部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促会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为宗旨,由海内外文化界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以及百多个区域组织、分支机构、企业会员组成,是目前中国最大规模、最具代表性的文化NGO。2004年被国家授予“全国先进民间组织”荣誉称号。[2]
主要参考张忠培:《我们的共识、理念、追求与宗旨——在良渚论坛·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二届年会上的讲话》,见《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3]
《开幕词》,见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4]
费孝通:《再谈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群言》2001年第10期。另见《费孝通先生在闭幕式上的讲话》,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5]
《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同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见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6]
“文化自觉”这个名词,是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做闭幕发言时具体使用的。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要对本民族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发源和形成的过程,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的文化碰撞与接触在所难免,文化自觉的目的不仅仅是吸取、继承、发展本民族中的优秀文化,创造现代中华文化,还要了解世界其它文化,最终目的是为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参见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群言》2003年第4期;费孝通:《我为什么主张“文化自觉”》,《冶金政工研究》2003年第6期。[7]
“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第一届会议于2001年5月29日至31日在沈阳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来自内地、香港、台湾及美国、瑞士,共50余人。提交论文30余篇。会后出版《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费孝通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二届会议于2003年10月12日至10月14日在杭州召开,与会学者40余人,会后出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六辑——第二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专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三届会议于2006年5月在成都举行,参会专家来自内地、香港、台湾及美国的学者共计48人。会议收到论文31篇。会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玉魂国魄三》(张忠培、徐光冀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在沈阳召开的第一届会议,费先生亲自出席并做学术发言;第二届会议先生未出席,但提交了学术论文;先生在第三届会议筹备期间逝世,会议开幕时先生的亲属致函祝贺。[8]
张忠培:《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三届年会上的讲话》,《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9]
张忠培:《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三届年会上的讲话》,《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10]
张忠培:《<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引起的几点思考: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四届年会闭幕式的讲话》,《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11]
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12]
张忠培:《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三届年会上的讲话》,《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13]
张忠培:《我们的共识、理念、追求与宗旨——在良渚论坛·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二届年会上的讲话》,见《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4]
张忠培:《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三届年会上的讲话》,《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浙江古籍出版社,年。[15]
“青铜产业链”具体阐述详见张忠培:《从过去走向未来——在纪念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掘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江汉考古》2014年第1期。(作者单位:
孔梦悦 郭青岭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一个平台”、“两个吸纳”和“四个一”

  在张忠培先生的指导下,费孝通先生倡议举办“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的理念精神在良渚得到了继承与发展,中华玉文化中心也因此注入了“灵魂”。同时,张先生提出了实现“两个吸纳”、打造“一个平台”、开展“四个一”工作的思路。具体说来,“两个吸纳”指既要吸纳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主要的、重要的、典型的玉器,又要吸纳所有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重要人才;“一个平台”即打造一个实现“两个吸纳”的“类似于交通枢纽或立交桥”那样的中华玉文化学术研究交流平台。为此,张先生明确了必须持续搞好“四个一”的工作思想,即中华玉文化中心每两年举办一个玉文化展览、出版一本图录、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一本学术论文集。“一个平台”、“两个吸纳”和“四个一”即成为中华玉文化中心建设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学术活动模式。

  迄今为止,中华玉文化中心成立九年时间,围绕“一个平台”、“两个吸纳”和“四个一”,共成功举办了四次“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完成了四次“四个一”活动:

  2008年6月,中华玉文化中心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张忠培先生关于建设好中华玉文化中心的科学建议。

  2009年12月,接续费孝通先生倡议召开的三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中华玉文化中心召开了“第四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讨论会:红山文化玉器专题”,张忠培先生在会上做了《我们的共识、理念、追求与宗旨》发言,在精神内涵上对中华玉文化中心的理念、追求与宗旨进行了明确阐述,达成了理念共识,形成了“四个一”的办会思想。这次会议真正开始将中华玉文化中心与“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讨论会”连接与融合起来,并延续下去。期间,“玉魂国魄”系列首个特展——“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在良渚博物院成功举办,共展出90余件红山文化玉器精品,编辑出版了《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图录》。会后,编辑出版了《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2009年12月,接续费孝通先生倡议召开的三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中华玉文化中心召开了“第四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讨论会:红山文化玉器专题”,张忠培先生在会上做了《我们的共识、理念、追求与宗旨》发言,在精神内涵上对中华玉文化中心的理念、追求与宗旨进行了明确阐述,达成了理念共识,形成了“四个一”的办会思想。这次会议真正开始将中华玉文化中心与“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讨论会”连接与融合起来,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四)》(中华玉文化特刊)。张先生的“四个一”思想得以首次实践。

  2011年12月,第五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张忠培先生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对今后中心的建设提出了“固本、强身、今用、益民”的八字建议,以及寻找学术真理、尊重学者独立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学术与真理面前不分性别、年龄和族群、人人平等的要求。此次会议以“凌家滩文化玉器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为主要议题,同时在良渚博物院举办了“玉魂国魄”系列的第二个特展:“玉魂国魄——凌家滩文化玉器精品展”和编辑出版了《玉魂国魄——凌家滩文化玉器精品图录》。展览展出了凌家滩遗址自1987年以来历次考古发掘出土,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100余件(组)玉器精品,是凌家滩遗址出土玉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精品荟萃的一次集中展示。会后出版了《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五)》(中华玉文化特刊)。此次会议,张先生对三年来的工作进行评估:中心已经实现了“四个一”的办会目标,体现了其深远的学术意义——构建起了一个学术平台,团结了玉器、玉文化研究者,提高了学术研究品味和学术研究水平。进一步确立了中心的话语权,靠近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关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要求。自此,中华玉文化中心“一个平台”、“两个吸纳”作用已开始显现。

  2013年12月,以“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进一步将良渚文明与夏时期文明进行比较联系。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局、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和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帮助,“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玉器精品展”同时展出,实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巩义花地嘴、山西襄汾陶寺、陕西延安芦山峁、神木新华与石峁、山东临朐西朱封、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等八处重要遗址出土的近200件重要夏时期玉器的集中展示。同样,《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图录》和《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六)》(中华玉文化中心特刊)如期编辑出版。对于此次会议及中华玉文化中心工作,张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华玉文化中心已成为了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枢纽,成为了实实在在的中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中心,并在结织和沟通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网络的同时,也对中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发挥了导向与引领作用,成了中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标兵。

  2015年12月,第七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以“九连墩—春秋战国时期玉器玉文化”
为主题,举办了“玉魂国魄—九连墩出土玉器精品展”,编辑出版了《玉魂国魄—九连墩出土玉器精品图录》和《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七)》(中华玉文化中心特刊)。这次会议是中华玉文化中心学术活动的转折会议,即学术活动内容由史前时期转入西周东周时期,张忠培先生高度重视,会前对参会学者组成和撰写论文内容进行了深思熟虑的选拔和安排,并特别提出了要求。会上,张先生在开幕式上对这一转折进行了说明,对东周时期的产业革命、政治体制变革、思想文化根基和华夏族群形成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社会变革进行了高度提炼的阐述,进而提出了他的问题和办此次会议的动因:“东周玉器与玉文化,在这巨变的社会中,是否出现过变化,出现过什么样的变化?东周玉器与玉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在什么样的根基上成长起来的,又长出了什么样的枝叶,呈现出什么样的源与流,为何有这样的流变?”体现了先生不停歇的思考和思想的前沿。闭幕式上,张先生肯定了这次会议转折起始的成功,并严密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从中国自春秋时代以来已经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思想与文化之路的阐述来说明应当将国中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放在中国文化整体中进行考察,二是从三个学术层次,即实事、求是、“通古今之变”,来详细阐述“怎样以考古学方法研究考古学发现的玉器,进而深入这玉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张先生的愿望是:释读出考古学文化之文化与考古学文化之演进规律,便可将考古学文化之文化的研究,推至到太史公说的“通古今之变”的境界。

  按计划,今年应该是第八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之年,但因为良渚申遗工作的需要,要延期至2018年,此事却给先生留下了永远的遗憾。“源”和“流”的玉文化产业

  中华玉文化中心成立伊始,当地政府也是有意借中华玉文化中心平台发展玉文化产业,这本是好事,可因被误导的信息,始终不敢跟张忠培先生提及。其实,张先生并不排斥发展文化产业,而且对玉文化产业也是有很深思考的。2014年,张先生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明确说到:“玉文化研究是源,玉文化产业是流,在做好玉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应做好‘创造性的转化’和‘转化性的创造’这篇玉文化产业的文章。”他认为:应该利用学术研究成果,提炼出相应的文化因子,结合消费者和市场需求,经过传承、吸收、融合、创新,创造出有文化、有品味的文化产品,这同时也是在提高基础上普及玉文化;中华玉文化中心每两年一次的玉文化讨论会,既是为玉文化产业开源,同是也是对玉文化产业宣传;应该要有传统玉文化研究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到对玉文化产品的创意和设计中来,共同提炼出蕴含着优秀文化元素的产品题材,创造出吸引消费者、抓住市场的文化产品。这才是真正发展玉文化产业及文创产业之路。

  “通古今之变”的希望

  张忠培先生对中华玉文化中心心系着很高的寄托,付出了很多心血,对“四个一”的活动有着很高的要求。对每一次的“四个一”的学术活动,他都要求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以确保学术质量。他亲自确定每一次的研讨主题,确定参加会议的学者名单,明确提交论文原创要求,严把编辑出版论文的质量,质量不过关的严格退回。他甚至亲自修改征稿函,为的是让学者们对征稿的要求清晰明了。每次展览的玉器都会来自不同的单位,有些还是一般不外借的单位,张先生事先都会亲自打好招呼,保证参展玉器的质量和代表性。每一次会议开幕闭幕会上,他都有不同角度的深度思考的发言,内容不同,确是对中华玉文化中心学术思想的一以贯之。张先生也极其民主,他做所有决策之前都要先听取大家的意见,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2014年,即将进入学术活动内容转折期的时期,张忠培先生对之后六年时间进行了长远战略谋划,拟在今后六年时间里连续举办九连墩、熊家冢、叶家山遗址出土玉器专题研讨和展览。现在我似乎明白,这是张先生欲集中力量研究西周东周玉器与玉文化在这一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巨变社会中的发展变化情况及规律。

  以上所有这些,张忠培先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推进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张先生在上一次的讨论会(也成为了先生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了)闭幕式上的最后一句讲话是:“玉器与玉文化研究闯进‘通古今之变’,是我唯一的、赤诚的、热切的希望。”

  如今,先生已去了天堂,先生的希望,如何实现?

  我想,我们各有关方面以及所有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学者应该共同努力,进一步沿着张忠培先生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思想继续前行,进一步实现张先生发展中华玉文化的愿望。

  作者简介:郭青岭,女,研究馆员,杭州良渚遗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文化产业局副局长。中华玉文化中心成立之初一直到现在都承担着落实中心业务工作的任务,与张忠培先生有着较多的联系,不时到张先生家里汇报工作,有着较多的机会聆听张先生的谈话,聆听他的思想,受益于他的教诲。

      (来源:“浙江考古”公众微信号 作者:郭青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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