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体系,与时偕行构建中国考古学理论

社会有其体系,不服气都不行,狩猎采集社会就是没法贪污受贿,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权力;奴隶制就与现代工商业社会不想兼容,虽然总有些人希望能够奴役其他人;农业社会搞不了马克思主义,因为连工人阶级都木有,谈什么革命……,这就是体系的制约。科学是否也有体系呢?考古学是否有体系呢?中国考古学是否有体系呢?这些问题还真有点让人欲罢不能,胡思乱想又不收税,不妨就想一想吧!

●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中国考古学已有近百年历史,数代考古学家立足于中国考古学的实践,形成了以“区系类型”为代表的理论。●构建中国考古学理论需要广泛的包容——包容不同层次、不同范畴乃至不同时代的理论。长期以来,为现代性思想所左右

        科学是如何演进的呢?科学史家与科学哲学家提出了一堆一堆的方案,库恩有所谓的“范式”,拉卡托斯有什么“研究纲领”,费耶阿本德又冒出来个“无法就是法”……。我不能说我一点也不懂,也不能说我深得其中三味,总之,不是那么好理解的。考古学家也很少有时间去精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等,于是我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剖析考古学的发展史。我喜欢“体系”这个术语,因为生活中它给我们留下太深刻的印象,看着心痛,摸着肉痛,想着头痛。

内容提要

        科学体系是什么东东呢?它何以能够成立呢?每个时代的认知无疑深受其社会体系的影响,不要指望狩猎采集者为国奋斗,他们还不知道国家为何物呢!也不要指望西方人理解“祖国的螺丝钉”之类的话,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国家,所以制订许多法律来限制国家对于个人的侵犯。既然认知深受社会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的影响,就没有理由不认为属于认知方式的科学没有结构体系。

●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中国考古学已有近百年历史,数代考古学家立足于中国考古学的实践,形成了以“区系类型”为代表的理论。而随着材料的增加与方法的进步,中国考古学正在悄然转型,走向关注古代社会运作的“社会考古”。

        体系是一个高度弹性的概念,可大可小,可粗可细,可以从不同层面上看,就像CT扫描一般,也可以像坐在飞机上俯瞰,比“范式”、“研究纲领”等概念要灵活得多。它还是一种分形结构,就像上有党中央,村里有党支部一般。它的结构因此可能从各个地方暴露出来,正所谓“窥一斑可知全豹”,就像强调平等的社会,不仅称谓上没上没下,直呼昵称;连坐座位的时候也生怕搞出了三六九等。而等级社会几乎从每个毛孔里都会渗出等级的气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站立坐卧都会有所区分。

●构建中国考古学理论需要广泛的包容——包容不同层次、不同范畴乃至不同时代的理论。长期以来,为现代性思想所左右,我们视历史为包袱,把理论的维度单一化,因此在研究中缺乏创新的角度。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建设要把各种来自不同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理论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发展自身的理论。

        科学的体系是渗透到每一门学科、每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时代的表述方式(比如科学发展观)。牛顿的科学体系是明确的,一切都如同机械一般精密,在这个体系中,每个人都想寻找到明确的规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发现的规律都很科学,这是一个乐观的时代,一个英雄的时代。量子力学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明确性日渐成为问题,模糊、混沌、复杂性日益被关注,这个时代流行后现代主义,包括反对方法的科学哲学。科学的体系是存在的,我们当代科学就处在体系转轨时期,有人称之为“科学革命的前夜”。

●当代考古学理论一个主要的趋势是从二元对立的科学考古学转向反对二元对立的人文考古学。人文考古学强调历史背景关联、物质文化的意义等,而这无疑是身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考古学家所擅长的,同时,它也正可以满足当代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的文化需求,契合文化复兴的时代主题。

        我们怎么来看考古学的体系呢?可以从理论、方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可以从理论的高、中、低三个层次的角度来看,还可能从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愿意,你甚至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看不同体系中考古学家的心态,19世纪的考古学家都有点英雄情结,20世纪都是专家了,21世纪是什么心态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获得了长足发展,进入新世纪之后,更是跃上一个新台阶,在实践与方法领域进步迅速。同时必须看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更好担负起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中国考古学理论还相对滞后,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中国考古学的体系如何呢?贯穿体系的纽带又是什么呢?未来的中国考古学体系可能是什么样子呢?要真的就中国考古学的体系说点什么,不那么容易。从理论-方法-实践的角度来看,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中国考古学看不出有什么明确的指导理论,更准确地说,在我们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时,我们没有感到有什么理论在指导;也就是说,假如中国考古学有理论的话,它与方法也是脱节的。中国考古学说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它如何指导旧石器考古研究呢?石器的技术类型学等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又是什么呢?换个角度,从理论的高-中-低三个层次来看,首先就要说中国考古学缺乏中层理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算着是高层理论的话,那么从高层到低层理论(如考古类型学与地层学)是缺乏桥梁的,所以常常有种疏离断裂的感觉。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范式与发展脉络

        如果再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无疑中国考古学把考古材料视为客观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遗存——然而它常常是因人而异的。无论如何,中国考古学的本体不是人,虽然考古遗存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认识论方面,我们酷爱科学,但是我们是否操持的是科学认识论呢?科学研究是要解决问题的,有假说,有论证。科学的认识论绝不会设定不可否证的命题,它崇尚明确的前提条件,遵从基本的逻辑。我们的价值论就更成问题了,如周孝正所言,中国当代价值观是精神分裂的,双重人格、三套面具(做一套、说一套、想一套)。如果本体论、认识论也具有当代价值观这样的分形结构,那么中国考古学的本体论可能也是分裂的,认识论同样如此。的确,我们相信考古材料是客观的,但又在不断地人工制造“客观”;我们相信考古学应该遵从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但是我们又在研究实践中回避它。

当代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众多范式,代表性的有文化历史、过程、后过程、生态、进化论、历史-古典、能动性等范式,这其中又以文化历史、过程、后过程影响最大。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与考古学科内外关联因素密不可分。从内部因素讲,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是学科理论发展的内生动力,实践与方法发展不断推动理论的进步。从外部因素看,社会发展、时代思潮与相关学科的进步,也在推动理论发展。

       这是一个疏离、分裂、迷惘的时代,也许有人认为这与后现代的知识碎片化趋势有关,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个误解,这只是中国考古学的中国特色而已,跟西方后现代主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人家使的这一招叫“亢龙有悔”,我们充其量只是“见龙在田”,更可能是“如龙在渊”。无论如何,前途永远是光明的,这叫做希望;没有希望的话,就只有梦魇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疏离何以亲近、分裂怎么弥合、迷惘何时明晰。

19世纪末,田野考古已经积累了巨量的考古材料,考古学家运用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进行分期与分区研究,但仅仅依靠材料研究是无法触及已经消失的古代社会的。于是,考古学家借鉴了人类学的文化理论,把分布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共同遗存称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用以指代一个古代社会群体。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形成标志着考古学开始有了自身的理论构建。以考古学文化概念为核心的研究就是文化历史考古,它在架构史前文化历史框架、探索族群起源、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也许可以引用诗人顾城的一句话来结尾:上帝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考古学走向功能主义,希望通过考古学研究了解古代社会的运作,但是直到60年代过程考古学兴起,才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过程考古学提出“更科学,更人类学”的主张,强调考古学在通过考古材料了解古代社会之前,必须先了解古代社会如何成为考古材料。尽管古代社会已经消失,但是我们可以就此构建出一般性的理论模型。由此,我们才可能“窥一斑而知全豹”。80年代,后过程考古学兴起,其提出要想真正深入理解考古材料,必须理解材料背后的背景关联,这些不在场的东西真正决定考古材料的意义。后过程考古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上与过程考古学都针锋相对,它所代表的考古学的人文倾向与过程考古学所代表的科学倾向构成当代考古学的两大主题。许多新的范式都附属于这两大主题,这也是当代西方考古学理论最基本的特征。

 来自:“穴居的猎人”的博客  链接:

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历史和现实源泉

 

首先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国,马克思主义考古也是西方考古学的重要范式之一。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矛盾、内因、阶级等的关注,对于我们研究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有重要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丰富的思想遗产还有待中国考古学去发掘,它也是我们理解西方其他考古学思想的阶梯。

 

其次是金石学。它在北宋时期已经发展出明确的宗旨与方法,长期以来,因为不够科学而饱受诟病。后过程考古学的崛起使我们认识到,金石古董是中华文化传统的载体之一,它比文字记载更具象、更直接,能使人们在观赏体验的同时接受与传承文化传统。从这个角度来说,金石学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学术遗产。

再次是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实践。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中国考古学已有近百年历史,数代考古学家立足于中国考古学的实践,形成了以“区系类型”为代表的理论。而随着材料的增加与方法的进步,中国考古学正在悄然转型,走向关注古代社会运作的“社会考古”。

最后是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过去几十年中国高速发展,文物、博物馆与文化遗产日益受到公众关注,这对考古学研究既是动力、机遇,又是巨大的挑战。如何让考古发现研究更好地服务公众,是考古学理论建设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中国考古学理论的构建

当代考古学理论众多,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考古学是通过研究考古材料来了解古代社会的一门学科。其核心任务可以简称为“透物见人”。如果用这一宗旨来衡量当代考古学理论,就会发现这些理论同属于“透物见人”的研究过程,处在不同层次之中,并相互关联。我们称之为“分层-关联”的理论结构。

www.142.net,目前我们把考古学理论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有关考古材料特征本身的理论。获取考古材料是考古学研究的第一步,这其中要依赖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建立考古材料的时空框架。第二个层次是有关考古材料形成过程的理论。在我们通过考古材料去推导古代社会之前,需要了解考古材料是怎么形成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废弃过程,受到哪些扰动,否则,倘若把所有材料同等对待,就可能无法去伪存真。这个过程包含废弃过程研究、埋藏学、行为考古等理论要素。第三个层次是狭义的“透物见人”的理论,即通过研究各种考古材料去了解古代社会。就研究材料的差异,考古学形成了诸如石器分析、陶器分析、聚落形态研究、墓葬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许多分支。第四个层次是有关人类行为、文化、历史与社会等宏观主题的理论,这些理论其实并不是来自考古学,而是从相关学科借鉴而来,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第五个层次是有关考古学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理论,这是最高层次也是最抽象的理论,它会影响到下层理论的选择,当代考古学中科学与人文两个主题就在这个层次上有重大的分歧。

上述五个层次的理论沿着三种逻辑展开推理:一种逻辑是自下而上,即从考古材料到理论,从特殊到一般,用归纳法,文化历史考古多用这种逻辑。另一种是自上而下,即从理论到考古材料,从一般到特殊,用演绎法,过程考古学强调运用它。还有一种平行推理,所用的为类比逻辑,因为古代社会已经消失,考古学家运用信息片段去拼合过去,需要一个可以参考的框架,民族考古、实验考古等提供这样的帮助。当然,类比算不上论证,所以强调演绎推理的过程考古学研究者通常希望把民族考古、实验考古这样的研究上升到理论模型层面,形成“中程理论”。为此,考古学家可以去研究现代垃圾废弃过程、当代物质文化等,从中去提炼有助于考古学推理的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古学家的研究视野已经不局限于古代遗存,考古学理论的来源包括人类社会的一切内容,不论古今中外。

构建中国考古学理论需要广泛的包容——包容不同层次、不同范畴乃至不同时代的理论。长期以来,为现代性思想所左右,我们视历史为包袱,把理论的维度单一化,因此在研究中缺乏创新的角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文化素以包容融合著称,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建设也需要发扬这一优点,把各种来自不同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理论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发展自身的理论。同时,研究者要注意训练理论提炼能力,能够在材料分析的基础上发展出合适的理论模型。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之一就是广泛地学习,去粗取精,然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再创造,我们称之为“反向创新”。这一策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值得我们大力发扬的经验。当代考古学理论一个主要的趋势是从二元对立的科学考古学转向反对二元对立的人文考古学。人文考古学强调历史背景关联、物质文化的意义等,而这无疑是身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考古学家所擅长的,同时,它也正可以满足当代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的文化需求,契合文化复兴的时代主题。我们或可以称之为“文化考古”。文化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理论可以探索的方向,它继承了文化历史考古、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对“文化”这一核心概念的关注,同时它也是联系古今的基本途径——现代人正是通过文化生活与考古学研究相沟通的。

当然,我们的考古学理论构建还有许多其他基础性工作要做,甚至还有一些考古学研究空白需要填补。但可以期待的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日益推进,考古学研究将会更加繁荣,中国考古学理论构建必将面貌一新。

(作者:陈胜前,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考古学理论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理论的构建”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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