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142.net前水非后水,史事日志

郭廷以(1904—1975)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早年与罗家伦、蒋廷黻诸先生相过从,由垂手从教而至相与论学,交谊久长。自1928年起,已创拟《近代中国史》十九册的宏大写作计划,并有意与罗、蒋合撰近代史以供一般阅读。30年代以降,又陆续推出一系列“史事日志”类编年巨著。更为人知的是,他作为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首任所长,擘画创建,养成人才,使得一个新兴学术机构成长为近代史研究重镇,乃至卓然而立、孕育出享誉学界的“南港学派”。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近代中国史纲》在香港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和读者重视与欢迎,先后3版13次印刷,继又在台湾刊行,目前在大陆也已有两个版本。今人论及郭氏史学贡献,常列举其多种以“史学日志”命名的著述。综计相关作品有《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二册、《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二册、《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四册。此外《太平天国历法考订》、《郭嵩焘先生年谱》等书同属编年系事性质,也在所谓“年代学著作”范畴内。王尔敏归纳乃师史学功力所在,“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学养,研治史事,重视年代学”。(王尔敏:《郭廷以先生与中国近代史之学术建树》,《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第14页)可以说,史志体裁的写作几乎贯穿郭廷以学术生涯始终,堪谓其史学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种。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阳一个小康的地主家庭,初小而高小,是最早一批新式学堂的试验者。1918年考入开封二中,后转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1923年被保送入东南大学历史系。柳诒徵主讲中国文化史,因材料不好解决,鸦片战争以降一段几乎无从讲起,授课只好参考日文著述,并要求学生对照《东华录》比读。这实际成为郭廷以接触近代史料的初步。他说,“初看茫无头绪,后来越看越有兴趣,从道光朝看到咸丰朝,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我另编出一套章节,很得柳先生赞许”。约自大学二年级,郭开始做读书笔记,并渐将札记范围扩充至记录时事。北洋时期军事繁兴,郭据能接触到的资料,随时记录内阁变迁、各省军队番号、驻防区变更、军官出身等等,并列出表格,这些工作为“后来研究现代史的准备”,可见其已有保存当代史料的自觉。在东大最初两年渐摸到研究门径,但真正引领郭廷以进入近代史研究天地的,还是罗家伦。他大三时,罗聘入东大历史系,郭回忆当时课堂情形:“由于罗先生名气大,讲话风趣,最初上课轰动一时,以风雨操场做教室,文科学生固然要听,其他科系学生也挤去听”。罗家伦犀利的谈锋、崭新的观念,给他极大震撼,由此结下学术之缘。1927年郭大学毕业,经罗家伦推荐,进入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时值北伐,战争一发动后,郭就以史家的敏感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据报刊逐日记“大事志”。他所在的政治部下属编史局,专门收集国民革命军史料,因此有条件写作“日志”,为将来撰写军史做预备。郭廷以有过史料学训练,在搜集资料方面非常用心,据他自述:“当时我收集资料的范围很广,标语也加以收藏,并记载了某年某月在某地某个机构贴出来的标语,由此可发现军政方面变化的迹象。”不久后,郭廷以转入中央党务学校编译部,一面担任编译,一面纂写民国大事志,范围渐渐前推,“把清末至最近的近代史大事写出一个大概,对研究近代史有了一个骨架了”。至1928年春,完成《清季史事日志初稿》,由中央政治学校印行。当年郭应清华大学新任校长罗家伦之邀北上协助行政,并以历史系教员名义与罗合授“中国近代史”。1930年离开清华,相继执教于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至1932年赴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直至1949年。在中大郭廷以开设了近代史课程,并编写多部讲义,课余还常去各图书馆查阅资料。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英文书多,地方志也有七八百种,这里成为他读书的“福地”。郭晚年忆及在图书馆狭小阁楼上查书的情形:“我把所有地方志都看过,善本书也全看过,相当下功夫,当时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温度一高,汗流浃背,非常之苦。”利用北京、南京等地资料,“近代中国史长编”得以不断充实内容,覆盖时段上自16世纪,下迄至民国20年代。他选出其中相对成熟的部分,以《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太平天国大事日志》独立成书。后者原名《太平天国大事日志》,据中大学生王聿均言,“改名可能是出于罗家伦先生的建议,史事日志是指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事件,而非一般事件”。两书出版后轰动一时,郭也由此奠立与简又文、罗尔纲鼎足而三的“太平天国史先驱大师”地位。至迟不晚于1939年,《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写作已基本完成,但郭廷以精益求精,不愿匆忙定稿,加之抗战军兴,辗转耽搁,一直到60年代,即台湾近史所时期才正式出版。当时《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也已初具规模,郭的多位弟子张朋园、吕实强、陆宝千、陈存恭等人对内容增补均有所贡献,而最终定稿是他晚年在纽约完成的。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郭廷以仍旧保持着数十年前初操史觚时的工作热情,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搜集资料,逐日逐条加以增订,“到死还是没放弃”。该书出版经历了波折,张朋园后回忆说:“郭先生去世十年后,近史所才在所长吕实强的主持下,出版郭先生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在此之前,我们几乎都认为郭先生这套书没希望出版了,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批评政治,不像现在,就算你不喜欢总统也可以批评他,但在当时,你只有生闷气的份。”无论如何,多种史志终得以汇齐出版,总算是对郭先生身后的告慰。今日流传最广的郭著《近代中国史纲》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而往前再推30年,郭廷以还出版过两大册以《近代中国史》为标题的著作。长(商务印书馆1940、1941年)这两册各达600多页的大书非一般意义上的近代通史,而是各以早期中外关系、鸦片战争为主题,按时序做“史料之整辑排比”的文献集,其性质不完全同于“史事日志”,但方法或内容均多近似。郭本人自承,在史学方面“比较影响我最大的是罗家伦先生,……影响我最大有二,其一是注意外国资料,其二是研究近代史。”1931年罗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就“科学的近代史”研究宗旨、方法及范围提纲挈领,直言“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候”,“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此文作为“引论”收入《近代中国史》第一册,同书“例言”说:“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史料取舍也严格按照罗所论以“原料”为尚,必不得已,始一用“副料”。这类带有干燥的、实证气味的史学体裁,易造成一种刻板形象,让人以为郭廷以只是一个会写史事编年的“史匠”。其实撰写《近代中国史》时,除了排比史料,他还特别注意使分立不同的记载“互相联通”,各主题附以简要解说,以使读者获得“一贯明了之认识”。张朋园以今日眼光视两册《近代中国史》,认为其中“不只是史料,还有郭先生对史料的独特见解,并非没有解释”,并进而指出,解释历史的观念是由蒋廷黻所种下的。郭廷以在清华只待了短短两年,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结识了蒋廷黻。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学术界充斥“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各大学史学课程日趋专门化,而主持清华历史系的蒋廷黻却对此学术风气有自觉反拨,偏向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郭、蒋有过一同工作的经验,无论重实证的研究路数,或历史理解的宏观方面,皆多所共鸣。按郭的理解,“将史事按史时顺序排次,则全局悉入眼中,分条来看,容有支离破碎之感,综合参证,自有其脉络系统可寻”,理论上所谓待史料工作告一段落,再行深入研究,两者间并无截然分界。之所以视史事编年如此重要,在于他特强调历史连续性。郭常以李白诗句“前水非后水,古今相续流”作喻,将史实视为前水、后水,为一种不能中断的永恒连续,“历史研究首须认清史事,方能了解它的意义;史事须以史时来联贯,史时失去正确,史事即因而紊乱”。郭还重视中西“交通”的因素,认为历史不可分,不仅时间有连续性,空间亦有交互性,所谓“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此种现象“以近代为尤著”。对编写史志的工作本身,郭廷以倒看得相当平易。他视史志为“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认为是一种“极平凡而相当繁琐的工作”,并归纳“有兴趣”、“肯耐烦”、“广涉猎”、“勤动笔”、“慎选择”数项标准,在实践中身体力行。郭常向学生灌输“勤动笔”的观念,“看到什么东西,觉得有意思,应该马上动笔把它记下来”,鼓励学生从档案中找专题进行研究,如果不是经过相当时期的史料训练,他是不放心让学生直接从事专题研究的。这一观念对近史所治学风格有着深刻影响。李恩涵总结说:“当时凡是遵照量宇师指示,肯下功夫的,如李国祁、王树槐、王尔敏、张玉法等人就有很好的专书著作;没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在近史所待了三、四十年也写不出一本好书的大有人在。”刘敬坤出自郭在中央大学历史系所教的最后一班,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留在大陆从事史学工作的学生之一。对于应在史料方面下的功夫,他在多年后有所反思:“很后悔没有照郭先生所说的去做,一直到后来我自己做研究,才发觉郭先生的路子是对的。”他承认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圈子里,郭廷以是一个“奠基者”,不过遗憾地表示:“目前在大陆,有几个人走郭廷以的学术路线,但却不是郭先生教的”。

郭廷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所着《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等多种编年系事型作品,嘉惠学林甚多。“日志”体裁的写作,几乎贯穿郭廷以学术生涯的始终,堪谓其史学着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种。他认为史事日志等于“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或曰“近代中国史的工具书”,由于强调历史事实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故视此史学体裁特别重要。考察郭廷以撰写“史事日志”的具体缘起和过程,并以此为中心重建近代史研究前辈学术交往的史实,可由一个重要侧面了解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早期发展的特点,并对当下研究有所启发。

郭廷以;史事日志;中国近代史学史。

戴海斌,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研究。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般认为,大约要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的概念才为人普遍接受[1]。相比于古史领域一轮接一轮新旧相攻、激烈争辩的热闹场面,民国时期的近代史研究似乎就寂寞得多。三四十年代以降,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勃兴,中国近代史研究地位陡升,由附庸而蔚为大国,名家辈出,成绩斐然。自李鼎声以下,华岗、何干之、范文澜、胡绳等人的着述,实际成为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渊源。而今人言及研治近代史的民国学人,除唯物史观阵营的多位大将外,不过蒋廷黻、罗家伦、陈恭禄、郭廷以等寥寥数位。前两位被公认为近代史研究奠基性人物,引领风气之先,令人遗憾的是,后均转投政界,无暇着述。罗仅在方法论层面上作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示人以研究“科学的近代史”之津梁,但开风气不为师[2]。为人所称道的蒋着《近代中国史》初版于1938年,是他利用政治生涯空闲,在两个月时间内完成的,自定义不过是“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此后再无治学时间与精力完成更具分量的研究了。陈恭禄的学术生命延续至新中国建立后,但格于环境,创造力已不复当年。他后来出版的史料学着述内容大多沿袭早期讲义,而写作于1963年的“序言”中特别加入若干理论性话语,强调“历史是党性极强的社会科学”“史观统率史料是正确的看法”[3]。

比较特殊的是郭廷以。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早年即与罗家伦、蒋廷黻诸先生相过从,由垂手从教而至相与论学,交谊久长[4]。其个人着述亦堪谓丰赡,自1928年起已创拟《近代中国史》十九册这一规模宏大的写作计划,并有意与罗、蒋就近代史“合撰一书”,以供一般阅读[5]。从30年代开始,陆续推出一系列以编年系事为特征的“日志”型着作。更为人知的是,他作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擘画创建,养成人才,使得一个新兴学术机构迅速成长为海外近代史研究的重镇,乃至卓然而立、孕育出一享誉学界的“南港学派”[6]。余英时谈专门研究领域发展,以易卦之“既济”“未既”取譬,前者以“大师”为中心,较带封闭性,后者则以“学”为中心,更具开放性,郭廷以创办近史所便是后者的代表,“近史所的多元化发展和成绩斐然,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创始者的胸襟器识”[7]。着名美国史学家魏裴德一度陷于无边无涯的汉学传统无力自拔,无法为自己的事业准确定位,他将重建自信的关键,归功于“郭廷以的开创性伟业的启迪”,亦即把近代史视作一个独立自存的研究领域,他得以勇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汉学家,而不过是“一个有着一定的概括能力、同时又有着东亚地区某些研究知识的中国近代史家”[8]。

纵观而论,郭廷以可谓中国近代史研究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着作《近代中国史纲》在香港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和读者重视与欢迎,先后三版十三次印刷,80年代又在台湾刊行,目前在大陆也已有两个版本[9]。而人论及郭廷以的史学贡献,常常列举其多种以“史学日志”命名的着述。王尔敏归纳其师史学功力所在,“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学养,研治史事,重视年代学”[10]。综计其生平相关作品有《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二册([南京]国立中央大学,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二册、《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四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1985年)。此外《太平天国历法考订》、《郭嵩焘先生年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年)等书同样属于编年系事性质,也在其弟子归纳的“年代学着作”范畴内。可以说,“日志”体裁的写作几乎贯穿郭廷以学术生涯的始终,堪谓其人史学着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种。那么,郭廷以撰写“史事日志”的缘起何在,这一史学体裁有何种价值和意义,它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又该做何定位?

一、“史事日志”系列编纂始末

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阳一个小康的地主家庭。他是最早一批新式学堂的试验者,由初小而高小,在家乡读了十年书。1918年,郭廷以第一次走出家乡,考入开封第二中学。他喜欢看书,几乎所有商务新书都不放过,《新青年》《每周评论》上那些“很具刺激性”的言论更是前所未见,他敏感地意识到“思想界仿佛在动了”[11]。“五四”前后,郭廷以加入“开封学生联合会”,编辑学联周刊,并写了不少攻击安福系的文章,更因为领导学校风潮的缘故,不得不转学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12]。1923年,保送进入东南大学历史系。

南京对于郭廷以来说,是一片新的天地。新文化运动后学界分化,以东大为中心的学人群体与北大新文化派遥相对应,隐然有双峰并峙之势。郭廷以体会东大精神就是“不走极端—承受我国固有文化,并且拼命吸收西洋文化”。据其自述,附中时期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是哲学教授刘经庶[13],提倡科学训练,强调数学素质及工具书的运用。数学的训练有助于养成严谨实证的习惯,而重视工具书对他后来编撰“史事日志”一类索引性质的着作或有所启发。另一位是国文历史教授柳诒徵,是在史学方面最具代表性南高学派人物。柳当时讲授中国文化史,因材料问题不好解决,鸦片战争以降一段几乎无从讲起,授课主要参考日文着述,并要求学生对照《东华录》比读。这实际成为郭廷以接触近代史料的初步。他说:“初看茫无头绪,后来越看越有兴趣,从道光朝看到咸丰朝,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我另编出一套章节,很得柳先生赞许。”[14]郭廷以认为他的史学方法还得益于时为历史系主任的徐养秋[15],“严格讲起来柳先生教我看书,徐先生教我方法”,而后者的治学特色恰在于强调综合、比较,富有宏观视野。他回忆说,徐师精通西洋历史及研究方法,中国学问也有根基,善于用中国的历史做例证来解释西洋的新史学方法,“教起来融会贯通,使人倾服”。

大约自大学二年级,郭廷以开始学做读书笔记。由于近代史研究留有大片空白,无从依傍,他就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入手,做编年整理,从而完成最初的史学训练。往后渐渐将札记范围扩充至记录时事方面,北洋军阀内战时期军事繁兴,郭廷以据能接触到的资料,随时记录内阁变迁、各省军队番号、驻防区变更、军官出身等等,并列出表格,这些工作成为“后来研究现代史的准备”,可见其已有保存当代史料的自觉[16]。

由东大最初两年,渐渐摸到研究门径,但真正引领郭廷以进入近代史研究天地的,还是罗家伦。在他大三时,罗被聘入东大历史系,郭回忆当时课堂情形:“由于罗先生名气大,讲话风趣,最初上课轰动一时,以风雨操场做教室,文科学生固然要听,其他科系学生也挤去听。”[17]罗家伦犀利的谈锋、崭新的观念,给他极大震撼,由此结下学术之缘。1927年郭廷以大学毕业,经罗家伦推荐,进入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当时正值南军北伐,战争一发动后,郭廷以就以史家的敏感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根据报刊逐日记“大事志”。他所在的政治部下属编史局,专门收集国民革命军军事史史料,他因此有条件写作“日志”,并拟议纲目、收集资料,为将来撰写国民革命军军史进行预备。郭廷以有过史料学的初步训练,在搜集现代史资料方面非常用心,据他自述:“当时我收集资料的范围很广,标语也加以收藏,并记载了某年某月在某地某个机构贴出来的标语,由此很可发现军政方面变化的迹象。”[18]

不久后,郭廷以转入中央党务学校编译部,一面担任编译工作,一面纂写民国大事志。在报刊以外,又参考大量图书资料,大事志范围渐渐前推,直至晚清时期,这样“把清末至最近的近代史大事写出一个大概,对研究近代史有了一个骨架了”。至1928年春天,完成《清季史事日志初稿》,这一简单扼要的大事志约有三百多页,由中央政治学校印行,他为这初步成绩“颇感愉快”[19]。1928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邀郭廷以北上协助行政,二人在清华又有一段共事经历。郭以历史系教员名义与罗合作讲授“中国近代史”,负责主讲“鸦片战争”“魏源的海防思想”“洋务运动”等题目,这是他从事近代史教学之始。1930年离开清华后,相继执教于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至1932年应罗之聘,赴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直至1949年。

在北京、南京各地任教期间,郭廷以利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图书馆、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国学图书馆等处藏书,对手头已初具规模的“近代中国史长编”不断加以补充。郭廷以集中精力进行近代史料的整理工作,主要在战前四五年间。至中央大学任教后,学术环境相对稳定下来,郭廷以可以将此前一直缠身的行政事务完全抛开,全身心投入研究,对他来说正是“求之不得”。他开设了近代史的专门课程,并编写多部讲义,课余还常去各处图书馆查阅资料。其中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英文书多,地方志也有七八百种,这里成为他读书的“福地”。郭廷以晚年忆及在图书馆狭小的阁楼上查书的情形,描述了如下的一幕:“我把所有地方志都看过,善本书也全看过,相当下功夫,当时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温度一高,汗流浃背,非常之苦。”[20]他选出已撰史事日志中相对成熟的一部分,以《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太平天国大事日志》独立成书,后者原名《太平天国大事日志》,据他在中央大学的学生王聿均言:“后来改名可能是出于罗家伦先生的建议,史事日志是指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事件,而非一般事件。”[21]尽管自谦为“属于工具一类之史事记”,但此两种书出版后,轰动一时,引起海外学者的注意。郭廷以也由此奠立与简又文、罗尔纲鼎足而三的“太平天国史先驱大师”地位[22]。

至迟不晚于1939年,《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的写作已经基本完成,并由中央大学制成排印本[23];但因郭廷以本人对内容精益求精,不愿匆忙定稿,加之抗战军兴,辗转耽搁,一直到60年代,也就是台湾近史所时期才得以正式出版。郭廷以在该书“编者前言”中记述写作始末:

民国十五年夏,编者开始根据当时报刊撰写每日大事日志,同时着手辑录情季以来之部,参考资料,大都假自南京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江苏省图书馆。十七年春,清季之部草稿初成,由政治大学排印。是后复利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图书馆的藏,予以补充,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由中央大学在重庆排印。二十五年及三十二年两度准备出版,终觉不妥之处尚多而作罢。二十三年起,重行整理,一直到这次付印之为止。其间复乘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年访美之便,参考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伯克莱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及国会图书馆藏书增订,总计历时已三十余年。

当时,继《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而作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实际也初具规模,郭廷以的多位弟子张朋园、吕实强、陆宝千、陈存恭等人对于内容增补,都有所贡献,而最终定稿是由他晚年在纽约完成的。郭廷以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仍旧保持着数十年前初操史觚时的工作热情,在美国各大学及国会图书馆搜集资料,逐日逐条对史事日志加以增订,“到死还是没放弃,最后终于成功了”。该书出版经历了一番波折,张朋园后来回忆说:“郭先生去世十年后,近史所才在所长吕实强的主持下,出版郭先生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在此之前,我们几乎都认为郭先生这套书没希望出版了,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批评政治,不像现在,就算你不喜欢总统也可以批评他,但在当时,你只有生闷气的份。”[24]
1985年,郭廷以最后的心血之作《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四巨册由近史所出版。无论如何,多种史事日志终得以汇齐出版,总算是对郭先生身后的一种告慰。

二、与罗家伦、蒋廷黻交往一侧面

郭廷以本人尝自承,在史学方面,“比较影响我最大的是罗家伦先生……他影响我最大有二,其一是注意外国资料,其二是研究近代史”[25]。1931年,罗家伦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就“科学的近代史”研究宗旨、方法及范围提纲挈领,直言“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候”“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这实际上为当时研究“限定范围”。此文作为“引论”,收入郭廷以撰《近代中国史》第一册,同书“例言”说:“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着时期。”在史料取舍上,也严格按照罗家伦所论“以原料为尚,必不得已,始一用副料”。今日流传最广的郭着《近代中国史纲》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而往前再推三十年,郭廷以就出版过两大册以《近代中国史》为标题的着作。这两册各达六百多页的大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代通史,而是分别以早期中外关系、鸦片战争为主题,基本按时序做“史料之整辑排比”的文献集成。其性质不完全等同于“史事日志”,但无论在方法或内容上均有相当多的共同点。这类带有干燥的、实证气味的史学体裁,易造成一种刻板形象,让人以为郭廷以只是一个会写史事编年的“史匠”。其实在写作《近代中国史》时,除排比史料外,他还特别注意使分立不同的记载“互相联通”,为读者获得“一贯明了之认识”,各主题下均附以简要解说,并“酌采西籍,并使其自成体系”;不过强调仍属研究初步,目的只“为后来史家做下若干预备工作”,故行文时“决不轻加论断,妄敢评议”[26]。张朋园以今日眼光视两册《近代中国史》,认为其中“不只是史料,还有郭先生对史料的独特见解,并非没有解释”,并进而指出,这一“历史需要解释的观念”是由蒋廷黻所种下的[27]。

郭廷以在清华只待了短短两年,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结识了蒋廷黻。蒋氏最重要的史学成就《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都是在清华任教时期出版的。他也充分意识到这段时间的非凡意义:“清华五年实在是够刺激的,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乘便可以接触故宫博物院的档案”。这是“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28]。蒋廷黻将西方历史研究法具体运用到中文史料的搜集、判别、选编过程中,这样一种由基础文献着手的工作,在当时无疑是开拓性的。《辑要》可以说是第一部不靠英国蓝皮书等外国文件编印的外交史资料,李敖后来将此工作与胡适为中国哲学史“开山”相提并论,称蒋氏为“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29]。对于正从事整理近史长编的郭廷以来说,与蒋廷黻结识,确有如遇知音之感。他在晚年接受访问时,愉快地忆及与蒋结伴去故宫大高殿查大清实录的情形,谈到蒋前后数年“抄了两千件以上的文件”,欣赏他有治史的“天分”,并觉得自己在清华两年“很有收获”[30]。《近代中国史》第一册成书时,郭廷以也对自己的师承直言不讳:“编者研习史学,柳翼谋两先生首启发之,而专力于近代中国历史,则实受罗志希先生之教诲,本书之编辑,所得罗先生之指导协助尤多。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与罗先生同开其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

三、“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史事日志”背后的意义

检索郭廷以的着述目录,开始写作专题性研究论文,讨论近代中外关系、中国与世变、西洋文化的输入及其反响等问题,时间几乎全在到台湾以后[31]。故论者多谓他早年的研究功夫,多表现在几部史事日志之中。其实按其本人理解,“如将史事按史时顺序排次,则全局悉入眼中,分条来看,容有支离破碎之感,综合参证,自有其脉络系统可寻”[32]。理论上所谓待史料工作告一段落,再行深入研究,此间并无截然的时段分界。从史学思想溯源,郭之所以视史事编年如此重要,还在于他特别强调历史事实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他常以李白诗句“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作喻,将史实视为前水、后水,为一种不能中断的永恒连续。他指出:“历史研究首须认清史事,方能了解它的意义。史事须以史时来联贯,史时失去正确,史事即因而紊乱。”历史事实与历史时间如同“时空十字架的格划”,前者必须借后者加以连贯,从而成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否则孤立史事无法彰显其意义。郭廷以的“史事日志”还特别重视中西“交通”的因素。在他的理解中,历史为一不可分的整体,不只是时间上有其连续性,空间上亦有其交互性,所谓“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中国历史已与世界历史融合为一,此激彼荡,息息相关,而这种现象“以近代为尤着”。用郭本人的话说:“自东西海道大通之后,愈形显着,到了中英鸦片战争,可说是急转直下。”[33]这一点体现在郭廷以的近代史着述中,有关中外关系史的内容显得尤为吃重。他在中央大学的学生王聿均此印象至深,了解到文化的“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是何等重要,自喻宛如“蓦然张开了心灵之眼”[34]。

对于编写史事日志这一工作,郭廷以本人倒看得相当平易。他认为史事日志等于“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或曰“近代中国史的工具书”,做此类“流水账”是一种“极为平凡而相当繁琐的工作”,并不需要太高的才华,“任何人都可优为”。他还归纳出“有兴趣”“肯耐烦”“广涉猎”“勤动笔”“慎选择”数项工作标准,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35]。直到近史所时期,郭廷以仍坚持每日做本所《大事纪要》,起初由他自己亲写,后因工作繁忙,交由学生接手[36]。他还极力提倡以“剪报”方式留存当代史料,近史所开创之始即开设一剪报室,由专人负责,连续三十年未尝间断[37]。这种在今人看来近似简陋的做法,在当时不只是他治学的一种习惯,也是推之于近代史研究行而有效的一种手段。固然“高明之家不屑一顾,岂肯做此下手功夫”,但就长程的学术得失而论,如此“吃力而不易讨好的笨功夫”可能恰是最经济、最高效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原始资料的编年整理,不仅利己,而且利人。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凡例”中言:“编者个人只求为他人作预备工作,期能节省具有才识德学之史家之精力时间,于愿已足。”[38]《中国近代史》“例言”亦声明如下:“本书编纂的目的,在能于史料之整辑排比方面,尽其相当力量,为后来史家做下若干预备工作。”堪谓长篇巨制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除了以编年记事外,还特别附录了“总理衙门大臣表”“军机大臣表”“主要督抚表”“出使各国大臣表”等多张出处完备、制作精心的图表。正是这样一种“不计个人得失,求全面推进,不必功成在我”[39]的治学精神,使得上述着述在学术史上获得其永久的地位。

郭廷以常向学生灌输“勤于动笔”的观念:“如果你看到什么东西,觉得有意思,应该马上动笔把它记下来,或写下自己的感想,日积月累才会有东西。”这实际上出于他写作史事日志的经验之谈[40]。在他一手主持下,近史所藏大批外交、经济档案经分类编辑,陆续刊行,他鼓励学生“从档案中找专题自己进行研究”,要“勤于做卡片”。如果不是经过相当时期的史料整理训练,他是不放心让学生直接从事专题研究的[41]。近史所最早出版的一批分量十足的“专刊”,实际上可以说是档案编纂工作的副产品。郭廷以还“到处劝人写年谱”,他明确不主张急于写史观式的着作,“非常反对虚拟的、架空的、天马行空的史观”[42]。《郭嵩焘先生年谱》是他生平着述中唯一一部年谱,而这部作品实际是在蒋廷黻的提议和督促下完成的[43]。抗战初期,蒋在重庆就表示“我的两位同乡郭嵩焘和曾纪泽的传记,最值得撰写”,希望郭能身任其事。上世纪50年代,二人在纽约重逢,蒋又旧事重提,建议“不妨先抽空来写一部郭嵩焘年谱长编”。一直以来,郭对谱主也“同样钦敬,同具兴趣”,他与多位弟子合撰《年谱》,几经周折,最终在1971年出版[44]。当时蒋廷黻已辞世多年。一部年谱,由几代学人接力完成,也见证了近代史研究进步的一个侧面。

郭廷以的这一观念,对他一手创建的近史所治学风格有着深刻的影响。王尔敏归纳其师史学功力所在,正在以“年代学”来掌握历史转变关键。这被视作“郭夫子真传心法”“至精绝诣”,列其门墙者多具此特长,王自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传承弟子”,其他精于此学的同门还有陆宝千、王家俭、魏秀梅、李国祁、李恩涵等人[45]。李恩涵后来也总结说:“当时凡是遵照量宇师指示,肯下功夫的,如李国祁、王树槐、王尔敏、张玉法等人就有很好的专书着作;没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在近史所待了三、四十年也写不出一本好书的大有人在。”[46]李国祁尽管对史事日志的做法是否源于“春秋家法”表示怀疑,但还是信服此法的效用:“郭先生在上课时提到那天在那个地点发生什么战役,经过如何,或是在那里发生何事,绝对不会错,如果不信,回去翻郭先生的史事日志或是其他参考书,绝对是完全正确。”他进而指出,郭廷以学问之所以如此扎实,“是得力于编大事记以及史料的缘故,再加上他的记忆力很强,读的东西又多”,而其中“作大事记的治史方法”影响尤大[47]。刘敬坤出自郭廷以在中央大学历史系所教的最后一班,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留在大陆从事史学工作的学生之一。对于应在史料方面下的工夫,他在多年后有所反思:“很后悔没有照郭先生所说的去做,一直到后来我自己做研究,才发觉郭先生的路子是对的。”他承认在整个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圈子里,郭廷以是一个“奠基者”,不过遗憾地表示:“目前在大陆,有几个人走郭廷以的学术路线,但却不是郭先生教的。”[48]

[1]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该文原作于1931年,后作为“引论”收入郭廷以撰《近代中国史》,[长沙]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九年初版。

[3]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原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

[4]说详拙文:《郭廷以与罗家伦、蒋廷黻的早期学术交往》,载[台湾]《传记文学》2011年7月号。

[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小记,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6]参看陈三井编:《走过忧患的岁月——近史所的故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

[7]张朋园:《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余英时序,中研院近代史所1997年。

[8]魏裴德:《遨游史海:向导师郭廷以致敬》,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578-57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关于该书出版重印的说明,据格致版“出版说明”。

[10]王尔敏:《郭廷以先生与中国近代史之学术建树》,载《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第1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14][16][17][18][19][20][25][30]《郭廷以口述自传》第63-64、94、109、108、112、123、125、146、108、140-14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12]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前身为三江师范学堂,1915年正式开校,1921年筹改为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13]刘经庶,字伯明,江苏南京人。早年赴美留学,获哲学博士。回国后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哲学讲座教授,出任国文史地学部主任。

[15]徐养秋,字则陵,江苏金坛人。金陵大学毕业,赴美国攻读历史学和教育学,回国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历史系主任。后改任教育科主任,从事教育科学实验,推行新学制。

[21]《王聿均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16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22]www.142.net,《王尔敏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173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23]1939年5月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例言”中说:“‘大事志’已全部完成,自十六世纪中西关系起,以迄于今,曾于中央大学油印,不久可望刊行。”

[24]《张朋园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26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2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例言,第1页,[长沙]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九年初版。

[27][41]张朋园:《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第108、106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

[28]《蒋廷黻回忆录》第132-135页,岳麓书社2003年版。

[29]李 敖:《蒋廷黻和他走的路》第8页,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31]例如《中国近代化的延误——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从中外接触上论中国近代化问题》《晚清译书与西学》诸篇皆发表于1950-1952年的《大陆杂志》,收入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32][3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编者说明”,第1、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34]《王聿均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15-16、22-23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3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2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36]《王聿均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15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37]王尔敏:《南港学派之史学宗风及其学术成就》,载《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第22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8]《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编者说明”也有类似的表述:“编者的衷心愿望是只求能给予读者以参考检查方便,节省专家学人的若干有用精力时间,这种吃力而不易讨好的笨功夫,已算不是完全白做了。”

[39]吕实强:《辛勤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载《郭廷以口述自传》第18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40]《张朋园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258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42]《郭正昭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374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43]郭廷以编定、尹仲容创稿、陆宝千补辑:《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

[44]陆宝千:《我和量宇师的铎瑟因缘——前缘后分皆如水》,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552-553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45]《王尔敏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177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46]《李恩涵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218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47]《李国祁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14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48]《刘敬坤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462-463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刘敬坤,安徽霍邱人,1945年入中央大学历史系,1949年毕业。50年代初执教于南京大学历史系。1981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身受双重史学传统熏染的刘敬坤先生在不同场合,分别接受过海峡两岸学者的访谈,就中国近代史研究传统和趋势发表自己的看法,具有非常宝贵的参考价值。另参《刘敬坤先生访谈录》,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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