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142.net有的检查,还原与建设构造并举

王副院长以〈一些心得、一些反省〉为题演讲,他表示平生写过的文章中,被最多人知道的却是2005年应当时花师之邀的演讲:〈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详细内文网络上很多,不妨找来看)。本次的演讲,主要希望能够将勉励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王汎森表示并不代表这些他都能够轻易做到,他也只能做到他所说的十分之三、十分之四,倘若大家都能够做到十分之七,那肯定会比他更有成就。
一、简谈我的治学经历
我是台大历史系、台大历史研究所毕业的,后来硕论很幸运的出版,在当时被中研院看中,后来就进入了中研院服务。这在当时是很少的例子,曾经中研院录取了很多硕士毕业、甚至是学士毕业的人进来,当然这也只有人文学科才有可能,好比今天的英国,依然认为大学毕业就可以大抵看出一个人的程度。但我那时,或许是受到美国学风的影响,大都认为一定要有博士才能够进中研院,所以我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后来去了普林斯顿,留职留薪待了五年,又回到中研院服务,直到现在。我研究的重点大抵是明清、十五世纪的一些文化、思想。
二、研究学问的快乐
甚么时候我们研究学问是最快乐的?那就是当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而自己又刚刚好略有所得,也就是你有一点点想法、心得,对这个问题有若干美好的想象,手头边又有若干的材料的时候,这时候是做学问最快乐的时候。
三、研究学问最痛苦的时候
有几件事情,是我觉得是做研究最痛苦的时候。第一就是校对,尤其是完成一篇文章,然后要重读,并且不断更改的时候。我在台大的时候,有位老师的名言是:「时间永远是不够的」,这句话当我年纪越长,我越有体会。我这个人不怕读书,不怕写论文,但我最怕的就是校对,首先它需要很多的时间,加上我这个人有坏毛病,看到不对的地方就会更改,甚至有一本书放了十年才出版,原因就是因为我太怕校对。但是我有两个方法来解决他,第一就是要限定自己在一个时间内把事情完成,好比我,我每个礼拜会有一到两次会限定自己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一定要把文章完成,让时间成为你的压力,让你能够总是在限定时间中完成事情。我以前在哈佛大学读书,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一大推很聪明的学生汇集在此,但是有超过一半妳过阵子就看不见他们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按时缴交学期作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一次,跟一位同学一起去逛超级市场,遇到了她的导师,老师跟他说:「许个愿,告诉我你甚么时候把积欠我一年的报告交出来」。这是第一个,在决定时间把事情完成。第二痛苦就是书写障碍,有的人很会读书,很会做研究,但她做完研究之后就会觉得,这有点复杂,不会写出来。事实上,这也是有解决方法的,一就是你不要急,不要边看书边写,我知道在座各位跟我很不一样,你们都是用计算机写文章,我还是在用笔写的人。我知道很多人都拿着一大堆书,边看边写,我做不来,我觉得那样也不是很好。论文他是一个有机体,他像是一个生物,你必须让它自然、协调,互相论证,解决的方法有两个,一个就是每一天一段一段写,永远不要一口气写完,这样你会发现文章有条理,而且不会内容跑掉。第二就是花时间去「呈现」,这是跟自然科学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都是数据,很简单的就可以呈现。但我们不同,英文的论文如果你用词稍一有问题,人家立即给你退稿,除非你的文章非常非常的特别。我希望大家能够用60%的时间做研究,但用40%的时间写东西,而不像有些人只用10%。
四、写论文时要做的事情
第一,有创造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可以太大,大到让你无法正常工作、思考;这个压力也不可以太小,小到让你没有感觉,所以我说这是创造性的压力。
第二,要有责任感以及罪恶感。你对自己的进度、学问、论文,当你怠惰了,当你没有以往那么专注了,要有罪恶感,督促你回到轨道上,而对你所处理的事务也要有责任感。
第三,有意义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我以前台大的老师曾经说过,写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与写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所花费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顶多有意义的问题多花费几成的时间。有意义的问题,才可以使你做学问,做得有兴趣,而一个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它的特色就是「与其它学科相通」,好的问题就好像一个房间,它里面有好几扇窗能够互通其它学问,往往其它的学科一个念头,或者一种新的说法,总是能够互相在某种程度上相通,这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第四,材料要适当的集中。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现在姑隐其名,他现在任教于台北的某大学。他硕士论文选了一个题目,很有意义,题目我记得没错的话,是魏晋南北朝某个时期北人南来还是南人北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可以探讨南北文化交流。但是史料何其多,而且分散得太大,搞得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梦到一个人跟他说,我也是北方南来的,你别忘记我了。这就是材料必须相对集中的意义,这才不会让你花了80%,甚至更多的时间找数据,把你搞得半死。
第五,别把目光停留在材料上。现在信息很方便,以前我们要翻档案,花二十年,但现在花几秒就可以找到一大堆数据,尤其一大堆汉籍电子数据库,简直是太方便了。但是,千万别停留在材料上,你必须将视角拉高,想想这些材料代表甚么?而非一股脑地钻进去研究「里头」的东西。
第六,随时注意新领域。投入新领域通常都比较容易获得成就,我们看诺贝尔奖的得主,大部分都是开创一个领域的人,而后来加入这个领域,并且顺利解决问题的人却没有那么受到重视。因此,随时注意新领域是很重要的,但是也千万要注意它是不是已经很「拥挤」了。有的学问在国外都已经发展很久了,你又突然投身进去,实际上收获并不会太大。
第七,问题要分多个层次看。我是历史学家,我们都是在解释历史现象,在解释历史现象的时候,要尽量多分好几个层次看,但也不能太多,太多就会搞得复杂且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第八,形成清楚的论证。当你着手撰写论文,要形成清楚的论证,最好是对整个题目有整体的看法,然后再开始写,别太仰赖数据库以及一大堆数据,要尽量有自己的想法。
第九,写的时候就要有出版的决心。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能够出版,而是希望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能够抱着一颗出版的心,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决心够充分,认真把事情做好。
第十,研究、读书、著述是三回事。我在中研院看到一些人,一辈子就是看书,而且是每天看,但却很少著述,有时候去中研院餐厅吃饭,遇到他总会问说,最近有甚么好书可以看?他会丢个几本书给我,我再去找找。你说他有学问吗?有,这就是西方说的移动式的仓储、百科全书,我要告诉各位,研究、读书、著述三者是不同的东西,但是三位一体,没有一个可以偏废。
第十一,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 五、写论文时应避免做的事
第一,避免眼高手低。中国近代人物里面,有一位叫做黄侃的学者。他认为当时的学者都不如他,甚么胡适、傅斯年,他认为人应该要把大体、细节都掌握清楚了,然后再开始写东西。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读书」,直到他五十岁的时候,他说:「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没想到同年就去世,这就是眼高手低的一个例子,人空有学问,但没有作品,评价就会不高。
第二,要克服心理障碍。例如前面提到的写作障碍。
第三,别一直做准备。不要老是花时间看数据、找数据,然后一直打转,一事无成。我以前在台大的老师有一句名言:「骑马要骑在马背上,游泳要跳到水里」,意思就是说想到就要去做!
第四,要知道在哪里舍弃。我以前在哈佛读书,最聪明的就是一位荷兰同学,每个教授都夸他多好多好,对哪个领域多专精这样。但是后来她写出来的博论,却是最差的。为什么?因为她太了解每个东西了,所以她太注重细节,总是要计较A,又从A追到B,B到C,C到D,他的论文到最后成为一种片段问题的总集合。写论文要能够掌握大概,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别拘泥在很多小地方,所以说要知道在哪里舍弃。
第五,事情的发展与历史研究是相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是A > B > C >
D,但是历史研究却是相反的D > C > B >
A,在这种过程里面,我们往往忽略很多事情。好比近代台湾,戒严时期党外最有名的人士黄信介,哪是黄信介?当时最红的是康宁祥,多少大学生逃学去听他的政见发表会,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它代表了当时温和改革派的主流,后来黄信介这些人成功了,因此得以留名。现在每个人在写的时候,就写黄信介,康宁祥被遗忘了,但是历史不是回去到着扣,过度简单的解释,我们常常因为这样而把许多论点搞错。
六、学术研究的精神气质:性格与学术
甚么是气质,这跟做学问有甚么关系,最重要的就是量材适性,了解自己的才性。中国有一部书叫做《世说新语》,里面花了很多时间来谈论人的才性,以前我不懂,后来我渐渐懂了。就是说人人有适合的地方,好比司马光,被同时代的邵雍说只是一个资质平凡的人,没有办法做哲学性的思辨工作,但他却编了《资治通鉴》,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读,我想五百年后、一千年后的人也会继续读资治通鉴。但又有多少人懂邵雍的哲学呢?并不是说那不好,而是要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才,你要找到并且去发挥他,任何人都可留名,在这个程度上,可以说智商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又好比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他们都不是我们说顶聪明,领时代风骚的人,但他们做这种工作却也可以流芳百世,直到今天我们都还需要使用。因此,了解自己的才性之后,我要告诉大家,要做切实的学问,不要赶时髦,这样才可以长远。
七、种种不可少 八、寻觅、困惑、挫折是研究过程中不可少的环节
九、研究社群的塑造
受限于时间,我们跳过几个,简单谈一下来结束这次的演讲。首先我在纲要里面提到「懒散空间」,这是很重要的,我在哈佛的时候发现,一个好的学术环境都必须让人能够适当的「放松」,而且能够让人跟人互相讨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台湾的学术环境就是太紧了,压迫得人们很有压力。第二个要谈的就是天才是成群而来的,详细可以去找中国一个期刊叫做《南方周末》,里面有提到,西方做学问是大家一起做的事,故一群人把一个人顶上去。
十、一些反省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反省。那就是一张纸片不可少,一张卷宗不可少,你随时想到甚么,都把他记下来,因为想法都是稍纵即逝的。然后要有胆量,像我做学问就是太保守,另外英文要好,最好是多学好几种语言,然后要多跟人讨论,多参加研讨学术会,但不要参加太多,做太多的讨论。谢谢大家。

王兆鹏(1959—),男,湖北鄂州人。文学博士,师从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现为武汉大
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大学文学
院特聘教授,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词学研究会
会长,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出版《张元干年谱》、《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两宋
词人年谱》、《唐宋词史论》、《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词学史料学》、《两宋词人丛考》、《唐宋词名篇讲演录》等多部专著,另有《全唐五代词》(合作)、《宋词大辞典》(主编)、
《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主编)、《明词综》(点校)、《兰皋明词汇选》(点校)等其他著述20余种,发表论文180多篇。担任《文学遗产》、《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中国韵文学刊》、《词学》、《中华词学》等多种期刊、集刊的主编或编委。曾蝉联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

邓建(以下简称“邓”):王老师,您好!如果从您1985年考上研究生算起,您从事学术研究已经有22年了。20余年来,您潜心学问,勤于著述,成果丰硕,人所共睹。对于我们年青后学来说,您带有传奇性的学术经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更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所以我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学术之路。请问您是怎样走上学术之路的?又是怎样选取唐宋词作为研究方向的?
王兆鹏(以下简称“王”):与一大批终生笃于学问的前辈学者比起来,我治学的时间并不算很长,更谈不上“传奇性”。我以前曾经写过一篇名为《求学之路》的小文章,也发表了,互联网上也许可以搜到。既然现在还有人感兴趣,我也可以再简单谈一谈,算是老生常谈吧!

虽然不是出身书香门第,但或许是出于一种机缘,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古典文学,看到繁体字的竖排版书,就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小时候我最爱读的书是繁体字版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之类,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到后来书都被翻得破烂不堪、面目全非了,因为这个原因,到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可以用简单的文言文写作了。后来我考上武汉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湖北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古典文学。我学习古典文学最初是从背诵开始的,因为对古人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能吟”深信不疑,所以我每天从早到晚拼命地背诵,只不过我当时背诵的不光是唐诗,像《诗经》、《楚辞》、宋词、元曲,包括一些古文名篇,我都背。因为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我就反反复复地背,同一篇作品往往是今天背了一遍,明天再背一遍,一个星期后再背一遍,一个月后又背一遍,这样循环往复,不断强化记忆,印象就深刻,就不大容易忘记了。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背书真的是如饥似渴,不光在学校里面背,即使放暑假回家挑水抗旱,也是一手扶扁担,另一只手还拿着一张纸在背诵。如果说我现在在学术上有一点成就的话,这点成就的取得是和我当年的背诵功夫分不开的。我们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不多背诵一些名篇名作是绝对不行的。大脑中没有储存一定数量的作品,在阅读其他作品的时候就难以产生联想,没有联想就谈不上审美感悟和审美鉴赏,更谈不上有所发现和创见。当然了,论背诵的功夫,我们这一代学者已经无法跟老一辈的学者相提并论,老一辈学者的读书、背书功夫那才叫了得,真是让人高山仰止!

我尝试写作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不是关于唐宋词的,而是关于边塞诗的。当时我念大三,学术界正在开展对唐代边塞诗的讨论,我看着手痒,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了一篇,得意洋洋地交给了老师。没想到还真得到了任课老师张国光教授的肯定和表扬,顿时信心大增、倍受鼓舞,此后兴趣就开始逐渐集中到唐宋文学方面来了。

我真正选择唐宋词作为研究方向,是从写本科毕业论文开始的。当时我在准备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不同的文学史著作和词选对张元干的生卒年说法不一,大为吃惊,就想弄个究竟,于是找来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读,结果发现张元干对自己的生年说得很清楚,《芦川归来集》卷十《庚申自赞》说自己“行年五十”,庚申是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上推五十年即为元祐六年,也就是1091年;同卷《甲戌自赞》又说:“芦川老居士,今春六十四。”甲戌就是绍兴二十四年,逆推64年也是元祐六年。尝到甜头之后,就想进一步弄清张元干的生平事迹,后来就写出了一篇《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作为本科毕业论文。但限于当时的学养和见识,文章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清楚。大学毕业留校任教,3年后我考上了本校曾昭岷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曾师对词学尤其是唐五代词有很精深的研究,他的《温韦冯词新校》等著作都是极见功力的。在曾师的指导下,我正式确定以唐宋词为研究方向,而以张元干为突破口。经过一段时间的搜集材料和写作,我完成了硕士论文《张元干年谱》。后来我考入唐圭璋先生门下攻博,又对硕士论文作了进一步的修订打磨,并经唐师推荐,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我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路标。

邓:从您刚才的讲述中,我可以看出,爱好与兴趣,勤奋与执著,还有老师的导引,都是您走上学术之路的重要因素。那么您认为,在您的学术之路中,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王:在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曾经受到很多前辈学者的关爱和扶助,如刚才我谈到的唐圭璋先生、曾昭岷先生、张国光先生等,还有很多虽然我上面没有谈到,但也在很多方面给予我帮助的前辈学者;同时,我也受到很多同辈学者、还有晚辈学者的帮助,在很多问题上得到他们的指教。但如果说谁对我的影响最大的话,无疑是唐圭璋先生。

我是1987年考上唐师的博士生的。1986年12月我随曾昭岷先生到上海参加第二次全国词学讨论会,在会上获知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将招收第二届博士生,当即感到机会难得,马上准备报考。我们那时候考博,没有考“名校”的概念,只有考“名师”的意识。我之所以选择报考唐先生,除了唐先生的名气之外,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我当时是湖北大学的在职研究生,毕业了要回湖北大学工作,而湖北地区研究诗学的学者比较多,研究词学的相对较少,研究诗学的强手多,研究词学的高手少。于是想找个“冷门”突破,避免跟高手们争锋。如果跟随唐先生研治词学,学成后,在湖北的学术界也许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至于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有了这层想法,就更坚定了报考唐先生的决心。为了让我顺利报考,曾昭岷老师毅然决定让我提前一年硕士毕业,从而抢得了“先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如愿以偿,于第二年顺利考入唐师门下攻博。在唐师门下三载,我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理论修养等各个方面都有根本性的突破和提升,而唐先生淡泊名利、潜心学术的人格风范和精益求精、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治学态度,也让我受益终生。

唐师一生治学的座右铭是“三心”:虚心、信心和恒心。唐师幼失双亲,孤苦无依;25岁与师母成婚,36岁时师母因病去世,留下3个幼女;后又因日寇入侵,避难川中8年。他国难家愁集于一身,身体又孱弱瘦小,却以一人之力,数年如一日,四处寻访,不懈搜讨,夜以继日,编成一代词作总集《全宋词》,接着又毫不懈怠地相继编成《词话丛编》、《全金元词》等传世力作,著述千万言,这是他信心、恒心的最好见证。唐师的虚心更是令人敬佩,有一次任中敏先生称他是“词学泰斗”,他马上说自己“不是泰斗,是蝌蚪”。这虽为戏言,却是心声。唐师谦逊有加,绝不自以为是,他有时读书遇到有疑问处,就会问我们这些弟子是否知悉,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就让我们去请教别的先生。对弟子们尚且如此,对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他曾经想对《全宋词》再作一次全面修订,并设想凡是时贤所提供的材料和意见,都一一署具姓名,编成《承教录》附于书后。唐师逝世后,唐师的老同学王季思先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悼念,文中说:“以一人一手之功,由博返约,钩沉探微,完成《全宋词》、《词话丛编》等十几部宏伟著作,环顾海内词林,并世能有几人?经历八年抗战,十年浩劫,国难家愁集于一身,而笔耕不辍,毅力惊人,并世又有几人?著作等身,声华日盛,而乐于称扬师德,奖励后生,自视常若不足,更是并世学者中所少见的。”这的确是对唐师一生非常精辟的评价。

我初入师门的时候,主要是从事文献考据方面的研究,唐师指导我要注意纵横读书,要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纵横交错的历史坐标系中来观照和审视。于是我围绕张元干,大量阅读了他同时代的作家和他前、后时代作家的作品集以及一些相关的史书、笔记等,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不但顺利完成了《张元干年谱》的修订,而且为写作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以及后来写作《两宋词人年谱》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原先在理论诠释方面比较薄弱一些,唐师就鼓励我“扬长补短”。在唐师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大量阅读了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科学哲学、叙事学、心理学等理论著作,拓展了自己的学术视野,理论素养也大大提高。受文学社会学有关理论的启发,我在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中,依据宋代词人代群更迭嬗替的过程,将其划分为台阁、元祐、南渡、中兴、江湖、遗民六大群体。受叙事学、接受美学和科学哲学有关理论的启发,我提出了范式批评的方法,并从抒情范式的角度,对唐宋词在人物层、情感层、场景层三个层面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新的梳理和探讨。我的这些尝试和努力,受到学界同行的关注和认可,被认为具有引领风气的意义。另外,我也受到心理学有关理论的濡染和影响。《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中篇侧重探析南渡词人的心灵世界,这非常得益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邓:看来,唐先生对您的影响确实是巨大而深刻的。唐先生作为一代词学宗师,对您的谆谆教诲,加上您的不懈努力,是您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您和唐先生之间的师生深情早已成为学坛佳话,我记得您写过一篇《忆唐圭璋师》,回顾了唐先生“专于业”、“深于情”的人格风范,此文不知打动了多少人。我也读过多遍,每次都为之感动不已,甚至忍不住热泪盈眶。

王:这篇文章是我在唐师逝世一周年时写的一篇怀念文章,后来以“附录”的形式收在《唐宋词史论》一书中。

邓:唐先生一生主要从事词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词学文献学的第一大家。您被学界认为是能够继承并发扬唐门衣钵者,但您的研究范围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文献考据之学,除了《两宋词人年谱》、《词学史料学》以及刚刚出版的《两宋词人丛考》等文献学方面的著作外,您的《唐宋词史论》、《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等专著都是兼有考据与诠释,还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则完全是理论阐释性的。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范围?

王:唐师最突出、最主要的贡献当然是在词学文献学方面,但唐师在诠释批评和理论建构方面也多有贡献。唐师对词体、词史、词论、词学研究方法、词学史等许多方面都有论述,这集中体现在《历代词学研究述略》、《论词之作法》等文章中,其他则散见于各类著述中。唐师的很多文献学著述,实际上都包含了不少精辟的理论见解。比如唐师对于词的审美理想,在前人拙、重、大之外,又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雅、婉、厚、亮。“雅——清新纯正;婉——温柔缠绵;厚——沉郁顿挫;亮——名隽高华。”这一理论,虽然是传统词学理论和审美意识的延续,但唐师是以之作为自己的词学审美理想和评词论词的纲领贯穿于他整个的词学研究之中。关于唐师的学术贡献,有不少专门的文章,我也写过文章,2006年曹辛华出了一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里面也专设一章介绍唐师。

至于我本人的研究范围,从研究的对象来说,主要集中于唐宋词,偶尔旁及唐宋诗及其他;从研究的方法类型来说,确实是兼有文献考据和理论诠释,但总体来看,文献考据做得稍微多一些;从研究的层次而言,从目录版本到辑佚校勘,从作品考订到作家年谱,从个体作家到作家群体,从代群分期到定量分析,从文学创作到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从词史到学术史,各个层面都有所涉及。如果大致分一下类,你刚才的说法大致是对的,《全唐五代词》、《词学史料学》、《张元干年谱》、《两宋词人年谱》、《两宋词人丛考》以及《天机余锦》、《明词综》等几本点校类的书都是属于文献考据方面的,《唐宋词史论》、《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则兼有文献考据和理论诠释,而稍微侧重于理论诠释。至于其他学术论文,则或重文献考据或重理论阐释,或者兼而有之,不好一概而论。

顺便说一下,我对作品的赏析评鉴也很有兴趣,先后出版过几本唐宋词评注、赏析之类的书,2006年3月份又出了一本《唐宋词名篇讲演录》。这本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对这本书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的,从读者的反响来看,总体上还不错。这本书不是写出来的,是讲出来的——根据讲课的录音整理的,基本上保留了讲课的原汁原味。实际上,我一向对讲课比对做学问有信心,也喜欢讲课。每次上课前,都像演员登台表演前一样,有一种莫名的期待、兴奋和激动。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课,调动学生的想象,将语言符号还原成词人着力描写的场景、画面,从而引领学生进入到词人建构的艺术世界和情感世界中去,并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讲课,把我自己的阅读感受和人生体验传达给学生,让学生从作品中领悟人生、感受人生。

邓:对于实证性的文献考据和阐释性的理论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和路数,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做文献考据的学者认为理论阐释是“空中楼阁”、“游谈无根”,有的做理论阐释的学者认为文献考据是“烦琐考证”、“钻故纸堆”。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您在治学过程中是如何处理文献考据和理论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王:考据是唐门硬功,唐门学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词学批评与理论建立在文献学的扎实基础之上。我个人在文献考据方面花的功夫稍微多一些,也视文献考据为我治学的立身之本,一直都在做,并且乐此不疲。前不久我刚刚完成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两宋词人丛考》,课题已经顺利结项,书也已经出版,但这并不等于“大功告成”。因为《两宋词人丛考》是一个可持续研究的大题目,宋代有1490多位词作者,绝大多数的生平事迹都不清楚,很多连最基本的生卒年、籍贯等都不知道,如果一个个地考下去,还需要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我以后还会继续做下去,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青学者能做点文献考据工作,我经常建议我的研究生扎扎实实地做点真学问,尽量避免写那些人云亦云、似是而非、无甚新意的文章。

但是我绝不排斥理论阐释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我做学问是不大安分的,总是想多方尝试,各种新鲜玩意都想试试。我不但很喜欢做理论阐释方面的研究,而且我还希望自己不局限于本学科的理论,乐意借鉴其他邻近学科的理论,与本学科原有的理论相融通,从而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或新的课题。这些年来,除了个体词人研究、词史研究、诗人诗史研究、学术史研究等传统路数的理论研究外,我对范式批评、群体研究、定量分析、文学传播等理论阐释方面的研究,都做过一些努力和尝试,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比如唐宋词范式的研究,既让我迷恋,又让我困惑,真是“让我欢喜让我忧”。我总结出了“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及三种范式的更迭演进,但究竟应该如何更加清晰、更加科学地揭示和描述唐宋词中抒情范式的特征与流变,我至今都还在探讨。再比如定量分析,定量分析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既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还很有趣味性。运用此方法能够盘活古典文学研究的资源,化腐朽为神奇,达到学术研究的“四新”,即新资料、新观点、新方法、新领域,其研究结论具有客观性、精确性和可比性,可以对定性分析的结论进行印证、支持或者修证,甚至颠覆。但是,定量分析方法也具有其局限性,它不能全面描述文学史的复杂状况和演变过程,而且诸如作家创作特点、作品艺术价值等一些方面很难将其量化。此外,在数据统计与分析过程中,权重难以确定,模型难以建立。最近一些年我在定量分析方面取得了一点成绩,也可以说是闯出了一条路子,现在定量分析的方法在词学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越来越受到关注,致力于此的学者越来越多,有的人说我是“定量分析派”。我确实一直都在思考定量分析的一些问题,一方面在数据采集、数据统计、数据分析等方面尽可能增强定量分析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将定量分析与经典研究、传播接受研究等结合起来,希望能够开辟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

至于文献考据和理论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如果说文献考据是扎扎实实的“立地”的学问,理论阐释就是宏观把握的“顶天”的学问。做学问光“立地”不行,光“顶天”也不行,既不“立地”也不“顶天”、“悬浮”于半空更不行,我们做学问,就要立志做“顶天立地”的一等学问。我们应该是两条腿走路,既能做阐释性的理论研究,也能做实证性的文献考据。文献考据的目的在于求真和证伪,理论阐释则是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有了扎实过硬的文献考据作基础,理论的阐释才能厚重可靠、站得住脚。不重视文献考据,文学史的基本事实不弄清楚,就无从进行理论阐释;不重视理论阐释,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就无从谈起。我们做学问,应该将这二者有机结合,文献考据与理论阐释并重,传统的研究方法与新的批评方法相融通。只有将文献考据与理论阐释结合起来,学术视野才能更加广阔,才能真正做出大学问。

换一个角度而言,我强调文献考据与理论阐释的结合,实际上也是强调还原与建构并举。所谓“还原”,主要是指还原史实,也就是运用传统的考据方法,将词学研究中一些关涉“史”的问题真正弄清楚,还原其本来面目。也只有先将词史的真相还原之后,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做有效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没有坚实的史实作基础,纯粹的理论阐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所谓“建构”,主要是指理论建构,也就是对词史中的一些现象做出新的诠释,提出和发现词史中的一些新问题并做出合理的描述和有效的阐释,建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框架,开拓词学研究的新领域。还原与建构应该是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做考据发现的新材料可以为理论阐释服务,使理论阐释更加厚实,更加有说服力。既然是做考据,那就肯定是第一手材料,也肯定能找到新材料。现在存世的古籍那么多,光是几大丛书里面的材料就不知道有多少,但大多数人写文章,引用来引用去,总是那么几则材料,却还抱怨没有新材料。新材料是无穷无尽的,做考据能够不断地挖掘出新材料。

邓:听了您的这番话,真是获益匪浅,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要做成您所说的“顶天立地”的“一等学问”,确实需要还原与建构并举,需要有宏通的视野和豁达的胸襟。

王:做学问,刚开始的时候方法很重要,但达到一定的境界后,更需要胸襟、气度和人品。

邓:您的《词学史料学》一书自从2004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以来,好评如潮,评论者认为您这本书是词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可以和前人《词林正韵》、《词综》、《词律》等并入“词家必备之书”。您这本书除资料宏富,给人以竭泽而渔之感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注重方法引导,示学者以门径。请问对此您是怎样考虑的?您是否有意在词学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创立?

王:非常感谢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对我这本书的厚爱和鼓励,誉美之辞,令人汗颜,绝不敢当。实际上,自从这本书出版印行以来,我已经发现了不少缺失、疏漏和错误,也陆续得到诸多方家的不吝指教。这本书现在已经售罄,外面已经难得一见。中华书局已来信说准备重印,我也作了一些修订。我当时写作此书时,确实是想努力做到资料性与操作性并重,努力做到资料介绍与方法引导并重,力图使之不仅具有版本目录学的功能,也有一定的研究指南的功用,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力图将几个问题回答清楚——有哪些书可以读、这些书有什么作用和价值、怎样找到这些书、怎样使用这些书。此外,我还顺便在书中预设了一些学术课题,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至于“是否有意在词学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创立”,这个倒谈不上。关于词学研究方法,前辈学者和今人都已经有过相当完备、深入的论述,我现在思考的主要是如何将传统的一些词学研究方法更有效、更快捷地传授给初学者。就像电脑操作一样,以前用DOS操作系统,不熟悉操作命令的人根本没法用电脑,用都不会用,还谈什么提高?现在有了程序化的视窗操作系统,即使是入门级的电脑初学者,也能很快掌握电脑的操作。我们搞词学研究也一样,有不少初学者想从事词学研究,也很有兴趣,却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该采用什么样的步骤。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尝试,就是着眼于实际操作,把一些常用的、基本的研究方法程序化,以供初学者入门之用。比如我跟学生讲版本考和词人生平考订时,分别归纳出几大步骤,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就像电脑操作程序一样,学生们依程序而动就可以了。学生们戏称之为“傻瓜式考证法”,我想称为“程序化考证法”。他们按照我讲的程序去做,一般都能做得相当不错。很多学生以前对考证之事不甚了然,经过几个回合的训练,就很快掌握了做考证的基本方法和路数。我这个“程序化考证法”的作用,可能与珠算口诀、五笔字型的字根表差不多,刚开始学打算盘、打字的时候,都要背口诀和字根表,到后来学会了、精熟了,口诀和字根表就没多少意义了,也不再需要亦步亦趋了。

我最近在整理我的讲课录音,想把这些考证方法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作为教材出版。这本教材的名字叫《词学研究方法十讲》,去年已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www.142.net,邓:您的“程序化考证法”听起来很令人神往,相信很多初学者都会有兴趣。下一个问题,您对于下一步的词学研究有何看法和建议?

王:我个人认为,词学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到盘活研究资源、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上来。词学研究虽然相对来说起步较晚,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也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前贤今哲在此领域用力既勤,创获亦多。丰硕的成果难免会对我们造成一种催迫和压力,让我们时有难以措手之感。而学问之事,务求创新。为了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实现研究的可持续性深入发展,必须善于发现新材料、应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即使一时难以觅得新材料,也应尽量整合现有研究资源或者转换研究视角,寻求新的突破点。比如关于文学传播的研究,除了可以引入计量分析方法外,还可以尝试将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与文学传播研究结合起来,让文献学的版本目录研究为文学传播研究服务,使传统的文献学发挥新的功能。我们可以将词籍版本目录学的资料盘活为词学传播研究的资源,借以考察古人是如何传播词的,又传播了哪些词。研究词的传播,不外乎探讨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观念和传播效果等。另外,词学研究者还应该思考如何实现古典与现代的沟通,如何充分挖掘古典文学对于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命启示意义,如何让词学研究参与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比较注意这一点,我习惯于结合当今的社会、文化特点对古典文学作品进行阐释,想努力沟通古今审美经验,唤醒从古至今一直留存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的一些东西;在研究方面,我最近几年在继续做一些传统的文献考据研究之外,对文学传播与接受、文学经典的形成与承传等问题都比较关注,我觉得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让古典文学研究带上一点现代色彩,离现代社会更加亲近一点。

邓:您的看法很有见地,很有启示意义。王老师,您不但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也是一位优秀的研究生导师,深受研究生爱戴,您在您的博客中也说“君子有三乐”,其中“一乐”即为“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最后,能不能请您对广大研究生,同时也对初入学问之门的青年后学,提几点建议或忠告?

王:“优秀”谈不上,“爱戴”,也不敢当。不过我确实希望自己能像我的老师唐先生那样对待自己的研究生,非曰能之,愿学焉。

至于建议,我觉得,青年人刚入学问之途,首先不要有畏难情绪。做学问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其中也自有乐趣在,你既然选择以做学问来作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主要方式,就要不怕困难,勇于践行。比如做考证,有的研究生一听要他做考证,就吓得浑身发抖,但后来硬着头皮试着一做,才发现根本没有原先想象的那样可怕,在考证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就像警察破案一样,虽然有艰险,但其实很有挑战性,很有趣味。再说现在各种电子资源非常丰富,寻检资料也方便,比起我们的前辈学者做考据,条件不知道要好多少。其次是要沉得住气,要多读书,多思考,多取经,多练习。做学问,尤其是做传统学科的学问,急功近利是肯定不行的。现有学术机制之下,写论文、出专著都有一些量化的指标,这个东西一方面确实比较僵化,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压力,青年人一定要能顶得住压力,要能够化压力为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踏踏实实,不断在学术上取得进步;切莫视压力为阻力,或者被压力压垮,遇到一点困难和挫折就轻言放弃。另外,要培养良好的学术习惯,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大到成果的原创性,小到引用文献的规范标注,从一开始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还有一点,要对自己的学术之路进行科学的规划,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心性才情确定一个研究重点,选准一个突破口,重点攻坚,打开局面,但不要过早形成思维定势,陷入一种模式,固步自封。

邓: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建议和忠告。非常感谢您坦诚、精彩的谈话,相信您的谈话会让大家受到启发。

(本文在整理过程中,参考了王兆鹏先生《求学之路》、《忆唐圭璋师》等材料,谨致谢意!)

[作者简介:邓建(1976—),男,湖北松滋人,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广东湛江524088]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