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火于南开,刘少奇大喊

www.142.net 1毛泽东刘少奇
《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黄峥 编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12月
在中央派出工作组期间,刘少奇同志曾派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参加了一段时间的运动。所以撤出工作组后,清华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就扬言要揪斗王光美,说她在清华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消息被少奇同志的一个孩子听到后回来就讲了。刘少奇同志听后,气愤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为什么要让人家代我受过?要批要斗要检查我可以去。”
在砌大富等人的煽动下,要求王光美到清华作检查的压力越来越大。起初,周总理是不同意王光美去作检查的,他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是个执行者,不必去检查。”后来,康生、江青伙同清华的造**派一起向周总理施加压力,声称:“王光美不去作检查,学生就要来揪。”
1967年4月的一天,我们收到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说中央常委同意王光美同志到清华作一次检查。在此情况下,少奇同志没有再说什么。
在去清华作检查的前几个小时,光美同志在少奇同志的会议室里同来揪她去清华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造**派要她去作检查时必须穿上她随少奇同志出访印尼等国时穿过的衣服,而光美同志坚持不穿。她气愤地说:“要我去作检查,为什么要我穿出访的衣服?”“你出访时穿戴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次去作检查也必须包括这些内容。康老(康生——作者注)说,你不听江青的指示,搞两面三刀,江青不同意你出访穿这些衣服。”造**派振振有词。
光美同志听到这里更气愤了:“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向你们说明,我出国前到上海专门看望过江青,还真问过她出访时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的问题。我告诉她说:少奇同志跟外交部的同志说过,自己有能穿的衣服,就不要再做新的了。江青说,我们是大国,你又是国家主席的夫人,穿戴得不能那么寒酸、吝啬,要多做几套好衣服。她可没有说过不同意我穿什么。我去作检查也只能穿我在那里参加运动穿的衣服。”
这次要光美同志去作检查,也是蒯大富等人制造的一个骗局,他们骗了周总理,也骗了党中央。
光美同志到清华后,在十几万人面前,蒯大富等人强迫她穿上旗袍、高跟鞋,给她戴上用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并对她进行惨无人道的拳打脚踢,用卑鄙无耻下流的语言污辱她,谩骂她。
光美同志回来后,向少奇同志倾诉了满腔的愤恨和冤屈:“他们打人骂人、侮辱人都干了。他们批斗我,为什么还要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老同志去陪斗,这哪里是政治斗争,分明是在侮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啊!”她终于决定给毛主席写封信。
刘少奇同志一直没有做声,他两眼发直,神情黯然,静静地听着光美同志的诉说。据卫士说,那天晚上,少奇同志连一口饭都没吃。
自从光美同志受辱清华园后,少奇同志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而且时而显得烦躁不安。有时郝苗把饭摆好,叫他去吃,他像没听见似的,不说话,也不去吃。一次,郝苗给他煮了两个鸡蛋,他发脾气非说是生的。郝苗知道他心情不好,剥开蛋壳,耐心他说:“跟平常一样,不生。”过了一会儿,他像突然间明白了什么,对郝苗说:“那我错了,向你道歉。”
一天中午,我从大食堂吃完饭回办公室时,从少奇同志的饭厅门口路过,听到他和光美同志正同孩子们说话。我进到办公室后,听到少奇同志的说话声越来越高,我侧耳断断续续地听到:“为什么我犯错误,让人家那么多干部代我受过……是谁批准的?为什么不准别人给文革小组的人提意见,一提意见就把人家当反革命抓起来(指的是1966年8月间一批青少年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因贴出了炮轰江青的大字报,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作者注)。他们就一贯正确吗?……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是他们……有人想逼我自杀,我绝不会自杀,除非党需要我去死……我自杀了他们就更高兴了。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咣啷一声,随着摔筷子的声音,他站起身来走出了饭厅。这时,一位值班的卫士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怎么老人家发脾气了,你听到了吗?”“我听到一些,因为他的声音时而高时而低,所以也没听全,好像还是因为清华批斗会的事。”我说。
后来,我向光美同志问起此事,她说:“从1956年中央领导人签名同意死后火化后,少奇同志就给我们说过,将来他死了,要把他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他说,大海连着四大洋,他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家属,所以他从中央开会回来,就郑重其事地给我讲了。那天吃饭时,谈到目前的一些现象,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又向全家人强调了这件事。”
江青之流在从精神上折磨少奇同志的同时,又开始从生活上折磨他了。
1967年5月的一个夜晚,为少奇同志当了18年厨师的郝苗同志被抓走了。这件事在工作人员中引起了震惊和恐慌。我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为什么要抓郝苗?”他表情神秘地悄悄对我说:“这是江青指示公安部抓的。江青说郝苗有特务嫌疑。解放前,他在北京一家饭店工作时同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有关系。1946年在军调部当厨师时,王光美认识了他。中央一进城就把他要来了。他和罗荣桓处的一个工作人员联系密切,有盗窃军事情报的嫌疑。少奇的孩子外出串联时,是他给他们提供了粮票和生活费,有支持他们外逃的嫌疑。”
我越听精神越紧张,这个嫌疑,那个嫌疑,一大堆的嫌疑,说不定有一天这些嫌疑也会被安到我的头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久,在江青的指使下,少奇同志的另一位厨师老冯也因“莫须有”的理由被调走了。那时,尽管名义上说,少奇同志的生活待遇不变,但厨师调走后,我们只能从大食堂给少奇同志打饭吃,有什么吃什么,这又是什么样的标准呀!
郝苗是生长在北京郊区农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因生活所迫,他14岁就到北京一家饭店学徒,吃尽了昔头才学得一手好手艺。中央进城后,经过党组织的反复审查才把他调到少奇同志身边的。他辛辛苦苦地为少奇同志服务,怎么成了特务嫌疑?就这样,郝苗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
调郝苗到少奇同志家来,是吴振英经手办理的,而此时他也成了“黑帮”分子,也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所以对郝苗审查来审查去,却没有任何人找吴振英写过一份证明材料。这一切,少奇同志心里肯定很清楚,光美同志受辱于清华园,郝苗被抓走,冯师傅被调出,这分明是在用钝刀子割他那颗滴血的心啊,他能不痛苦,他能不咆哮,他能不怒吼吗?然而这些都无法使他解脱,反而更加重了心灵的痛苦!

  7月18日晚,刘少奇得知毛泽东归来,火速赶去,但是陈伯达和康生已经捷足先登了,毛泽东门口停着小轿车。

  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求见毛泽东,被秘书挡驾了,请他明日再来。

  翌日,刘少奇再度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经从陈伯达、康生那里听过汇报。没谈几句,毛泽东便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的话,如同给刘少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刘少奇显得非常尴尬……陈伯达却为递过“不要搞工作组”的条子而欣喜异常。就在毛泽东回京后的第三天,陈伯达作出了迅速的公开的反应:派人前往清华大学,探望被工作组下令关押的蒯大富。

  蒯大富,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21岁。他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之家,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仗着“根正苗红”,无所顾忌。他是老大,家中有五弟一妹。18岁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时,便出了一回小小的风头———

  《人民画报》刊登了他的照片,加上“农民子弟上大学”的新闻标题。从此,更增加了他的政治上的“优越感”越发“无畏”了。1966年6月1日晚上,他刚刚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便如同吃了一帖兴奋剂,提笔给聂元梓写了声援信。翌日,他在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亮出“造反”的旗号。

  刘少奇向清华大学派驻了工作组,组长叶林,副组长便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蒯大富反校党委,也反工作组,成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工作组把他定为“右派”。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蒯大富进行“绝食斗争”,一下子轰动了清华园……

  陈伯达派人对蒯大富表示“慰问”,顿时使蒯大富“力量倍增”,加紧了反工作组、反王光美的斗争。

  就在陈伯达给蒯大富丢了眼色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第一回在北京大学“亮相”。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驱车前往北大,说是“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在江青看来,清华成了王光美的“点”,成了刘少奇的“点”,她要把北大作为她的“点”。江青比毛泽东晚两天———7月21日,回到北京。

  头一回去北大,江青和陈伯达话不多(尽管在此之前,在6月2日、3日陈伯达两次去过北大,但与这一次抓“点”不同)。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江青、陈伯达在北大讲话的原始记录,十分简短,全文照录于下:

  江青同志:

  “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陈伯达同志讲讲。”

  陈伯达同志:

  “我们不清楚情况,要调查研究。根据毛主席的调查研究的作法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昨天《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们看了没有?(同学答:看了!)要好好看,我们就是那种态度,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

www.142.net,  “毛主席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多听,多看,多想。你们提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是好现象。”(这时江青同志点头微笑)

  “要采取辩论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我们还要了解情况,回去要研究。同志们,同学们,让我们宣誓:

  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以上原始记录可以看出,江青和陈伯达第一回在“群众”中“亮相”,话不多,声言是来“调查研究”。不过,就在这几句话中,江青便亮出“第一夫人”的牌子———“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而陈伯达则领着学生们“宣誓”———“誓死保卫毛主席”。这两位“演员”初次登台,便配合十分默契。江青自称“小学生”,陈伯达则自称“小小老百姓”。

  就在“亮相”的次日,江青和陈伯达又来北大,再作讲话。讲话也很简短,但颇为耐人寻味。以下是7月23日的原始记录:

  江青同志讲话———

  革命的同学们:

  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

  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

  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话,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话。我完全同意她的话。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在文化革命的斗争中,北大走在最前列,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一定能够继续前进。

  要听取不同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两个“谦谦君子”———一个“小小老百姓”,一个“小学生”都是来“学习的”。江青和陈伯达的第二次“联合演出”,也是够“谦逊”的。

  可是,这一回———也就是经过一天的“调查”,陈伯达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即“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须知,仅仅在一个月前,也正是这个陈伯达,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真可谓覆手为云,翻手为雨,陈伯达的调子改变何其快也!

  陈伯达的一句话,在北京大学掀起了一场风暴。陈伯达否认了“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立时使北京大学工作组陷入了被动,造反派学生群起而攻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反工作组,也就是为了反刘少奇。

  北京大学掀起的反工作组的浪潮,很快就波及北京各高等院校……

  7月21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陶铸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为顾问(仍兼任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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