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142.net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当下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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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文社科领域中,人类学是最富反思性的学科。而在人类学家中,保罗•拉比诺又是相当另类的。知识创新的批判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深度影响经验研究方法的学术氛围下,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催生了对于人类学加以反思的强烈意识,人类学得以对自我的学科根基,即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以来确立的写实主义的科学民族志范式,以及田野调查进行反思。在这一思潮中,保罗•拉比诺及其名著《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1]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原有的学术根基动摇之后,人类学如何寻找新的进路,这恐怕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笔者以拉比诺在人类学领域的实践为线索,探讨反思对人类学学科的影响及反思之后的进路。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丛书名: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作  者:〔美〕拉比诺
著,高丙中,康敏 译出 版 社: 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 2008-1-1版  次:
1页  数: 193印刷时间: 2008/01/01开  本: 16开印  次:
1纸  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100055031包  装: 平装

  保罗•拉比诺1944年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犹太人家庭,祖上是19世纪末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孩提时代由于美国南方恶劣的政治环境(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其随母亲前往纽约生活。这座国际性大都市造就了拉比诺世界主义的价值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100%无宗教信仰、100%犹太人,与过去决裂,扎根纽约(2008年接受采访)。拉比诺的父母都是精神分析导向的社会工作者,但他对此却毫无兴趣,甚至认为这种内向性的深度分析是极度虚伪的(hypocritical)。拉比诺成为人类学家,并在实践中从多角度寻找人类学家的认同,这和他与主流美国社会的疏离(alienated),以及多元化的生活背景是分不开的。[2](23)拉比诺1961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哲学,期间聆听了汉娜•阿伦特、雷蒙•阿隆、汉斯•摩根索等人的讲座,韦伯(Max
Weber)以来的反实证社会学传统在他的知识体系中埋下了种子。1970年他取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格尔茨、施耐德等多位人类学名家,并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等思想巨擘一同构建了20世纪最具冲击力的思想之源,这是英美式的学院生活无法比拟的。法国时期的经历对拉比诺人类学视角的形成至关重要,其关注点由现代转向后现代,为随后与福柯哲学思想结缘,并成为欧美学术交流助推者奠定了基础。

内容简介

  拉比诺对人类学的关注点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早年师从格尔茨研究解释人类学,并与当时人类学的后现代潮流相结合,对人类学及田野工作进行反思;其次是阐释福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并借助福柯思想,从人类学的视角做生物科技相关的实验室研究[3];再者是近年来关注的人类学学科建设问题,试图设计一种与时代潮流相结合的当下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田野作业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主要的和独特的方法。在本书中,保罗•拉比诺将自己在摩洛哥的田野作业经历本身作为民族志叙述的对象,从而使人类学乃至一般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过程成为反思对象。作者坦诚地展示了人类学家在田野的活动细节,关注人类学家与当地人认知方式的异同,说明田野作业过程如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类学家收集到的资料,引起了学界内外关于学术伦理和方法论的激烈讨论。  1977年首次出版的这本小册子以其勇气和智慧成为反思人类学的代表作,因其对人类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卓越的伦理-哲学反思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一、从摩洛哥到实验室:田野与反思

目录中译本序序引言第一章 垂死的殖民主义的残余第二章 被打包的物品第三章 阿里:一个局内的局外人第四章 进入第五章 可观的信息第六章 越界第七章 
自我意识第八章 友谊结论跋参考文献附录《象征支配》译介

www.142.net,  西方人类学20世纪初由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确立了科学民族志范式,强调田野调查的实证性、科学性以及民族志作者呈现描述对象时的权威。二战以后,传统的科学主义受到挑战,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从认识论上动摇了人类学固有的学术根基,一场普遍而深刻的反思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对人类学的认识从单纯的学术活动,变为一种具有政治经济的动因和后果的社会实践。人类学家也对此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力图摆脱笼罩在学科之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阴影。

书摘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可以看做是这场反思的重要推动力。拉比诺在这本书中尝试了一种新的民族志方法,将自己的田野工作本身作为民族志描述对象,坦诚地展示了自身作为人类学家的活动细节,力图挖掘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隐含的社会及权力关系。作为格尔茨的关门弟子,拉比诺首先肯定了解释学的方法,参照利科(Paul
Ricoeur),他把解释学(hermeneutics)界定为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4](25)。但他同时强调,尽管本书中某些段落中带有明显的心理学的色彩,但绝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这里讨论的自我完全是公共的,它既不是笛卡尔主义者的纯粹大脑的思考,也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深层心理的自我,毋宁说它是通过文化中介、具有历史定位的自我,它在持续变化的意义世界里发现它自身。[4](25)拉比诺采用现象学的方法,在田野调查中着重描述运动性。他认为,每一个文化角色是在其之后而不是其之前的运动中发现自己的意义,以此来强调田野调查过程中调查一方与被调查一方的互动关系。这一论点挑战了科学民族志的写作模式。一直以来,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要么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对获取的知识的客观性毫不怀疑,要么把自己隐藏起来,对获取知识的途径绝口不提。事实上,人类学家只有处理好他性(otherness)的问题,才能真正地做到相对的开放与客观,才能与来自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报道人建立友谊。布迪厄为《反思》一书撰写了跋,并强调了其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另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决裂,即与关于科学工作的实证主义观念决裂,与对天真的(naive)观察的自满态度决裂,与对尼采所谓的纯洁受孕的教义(dogma
of immaculate
conception)的毫无杂念的自信决裂,与不考虑科学家,而把求知主体降到登记工具所依赖的思想决裂。它还包括另外一个从心理学来说无疑是最困难的决裂,即与克利福德•格尔茨所展现的精致化的实证主义标志决裂,与格尔茨的写作风格所展现的全部诱惑决裂。[4](155)

第一章 垂死的殖民主义的残余

  拉比诺在摩洛哥的田野工作是格尔茨阿拉伯文化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他们性格及学术旨趣的差异,拉比诺并没有从格尔茨那里得到太多的帮助。在《反思》一书成稿时,格尔茨甚至劝他不要出版,以免毁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拉比诺承认摩洛哥田野工作的困难性,并不否认自己其实并没有深入其中(engaged)。《反思》仅在其完成博士论文后用短短一个月时间写就。拉比诺写作的初衷部分是受《忧郁的热带》启发,该书将他带进了人类学的世界,并使他对知觉(perception)概念及人类学家获取知识的方式有所思考;再者是他对田野工作中遇到的麻烦、困惑及孤独感深有感触;另外,该书是他对长久以来从事学术工作萦绕在心头几个问题的思索:人类学知识究竟是何种知识?人类学家试图学习和理解的是什么?人类学学科发展未来将会进入什么维度?这些问题将成为拉比诺终生所探寻的。

  塞斯(Sais)平原位于非斯(Fez)和塞夫鲁两座城市(均建于公元9世纪)之间的乡村,起伏平缓,是摩洛哥最丰饶的地区。这里满眼葱绿,与任何关于沙漠帐篷或摩尔式景色的浪漫想象完全不符。离开宏伟的被城墙包围的非斯城,这段风景更让人想起法国。塞斯曾是法国殖民统治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殖民者们给这里带来了机械化、灌溉,也带来了收益。  这里的田地规划得很有规则,肥沃的深色土壤、蜿蜒数英里的高架灌溉水渠、布局呈网格状的果园和不时出现的农舍,这些同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所描述的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形象极其吻合:没有人烟的土地被没有土地的人所包围。农场中散布的农家住房的瓦片屋顶,与农业工人居住的成片的泥与砖混建的窝棚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工人房在沿着塞斯平原去往塞夫鲁的途中越来越多。农家住房还像以前那样用篱笆隔开着,而工人房由成行的仙人掌分隔着,但农场的主人不再是法国人。这个地区已经大部分被国有化,由摩洛哥政府管理,其余则为非斯的富商所有。  ……  即使穿过这样富饶的乡村,当塞夫鲁城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人们仍然震惊于它的繁荣,这个小城从非斯的方向是看不到的。小山现在显得更加真实了,景色也更具而没有规律了。塞夫鲁大约有25000人口,是座真正的绿洲城市。塞斯平原便利的灌溉条件妨碍人们在刚接触的时候注意这个事实;  ……

1986年《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的诞生是人类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学科反思达到顶峰的结果,拉比诺也参与其讨论之中。这场关于民族志诗学与政治学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人类学非地方化(deparochialized)。[5]这场讨论事实上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多种欧洲思潮,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理论在美国传播激荡的结果。更激进的思想潮流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在耶鲁、约翰•霍普金斯等知名高校流传开来,对传统的人文社科产生冲击,这也是美国社会女性主义、同性恋运动等社会风潮在学术圈的反应。尽管如此,人类学在之后的十几年中始终未能加入其中。马歇尔•萨林斯、克利福德•格尔茨等人都与这一论战保持距离,甚至一些以左翼标榜的人类学家如Laura
Nader、Gerald Berreman、Eleanor Leacock以及Sherry
Ortner等都对其提出批评,人类学的主流领域更倾向于保留实证主义的科学和历史观点。拉比诺与詹姆斯•克利福德的交流为他加入到写文化的争论中创造了契机。两人于巴黎结识,拥有对从福柯到德里达的法国思想的共同兴趣,并在加州伯克利合作办研讨会,席间曾邀请海德•怀特、赛义德等以批判理论见长的学者。关于写文化的讨论对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根基造成冲击,这使其得到许多负面评价。尽管如此,它还是为人类学开辟了新的领域。反思性成为衡量民族志写作的重要标准,民族志作者在文本生产中的角色被更多地思考,这催生了多声部的对话模式和多样化的写作方式。民族志视角多元化的同时也强化了学科的自我意识。同时,传统人类学对社会结构、亲属关系等领域的关注也逐渐被认同研究(identity
study)、公共文化方案(public culture project)以及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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